2010/8/29

五十年代南洋有一位謝老師在北大上過周作人的課，她說那時候她還跟梁實秋通過信。該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前後。梁實秋寫過文章說他到八道灣去看周作人，魯迅請他到裏院去坐。裏院正房三間，兩間藏書，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陰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於寫作的所在。靠牆一几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掛着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謝老師說她只記得八道灣周家很清幽，老樹很多，院子裏綠蔭怡人，一株又老又高的白楊長日蕭瑟，像雨聲：「我是跟着大同學去的，躡手躡腳嚇得要命。」她還記得有本雜誌登了康嗣群寫周作人的文章，說苦雨齋院子彷彿長年是秋天。謝老師是穀雨那天生的，桂林算命先生說她命中缺水，給她取名謝約雨，長大了她偷偷把約字改成岳字，父親說岳字是男人名字訓了她一頓，無奈又改回約字。她教我們初三的歷史，姿容柔曼，性情剛愎，聽說抗戰第四年丈夫戰死沙場，立心守寡，戰後從大陸到台灣到南洋多少男士追求她都追不到。初中畢業旅行謝老師和鍾老師帶我們全班到一處山鄉玩三天，借宿山下一家戰前荷蘭學校的教員宿舍，吃了晚飯大家怕黑怕鬼，都圍着老師聽故事拖時間不上床。鍾老師抗戰當兵經歷多得說不完，謝老師講桂林山水順口背得出許多詩詞，國語帶點鄉音很好聽。「不愧是周作人的高足！」鍾老師說。「周作人不教這些，」謝老師淡淡一笑。「都說他講課不好聽，很悶，會嗎？」「絕不好聽，唸講義，聲音小。」

讀高一那年謝老師改教我們國文，課餘常在報紙副刊上寫文章，好多篇都寫《史記》，還用白話文翻譯了司馬遷許多名篇。依稀記得那份中文報紙叫《天聲日報》，總編輯劉先生是我父親的朋友，常說謝約雨熟讀《史記》，說《史記》是上佳的短篇小說：「我還看過她寫的一些舊詩詞，有才有情，了不得！」那時候有一位年輕詩人跟謝老師同姓，人稱小謝，舊體詩學老杜，三十出頭忽然病殁，謝老師在報上寫了輓詩，最後一句慨歎「自是池塘春夢冷，淒迷風雨哭詩人」，一時傳誦南天。謝老師告訴我說謝靈運有個族弟叫惠連，也稱小謝，謝靈運夢見他，得了「池塘生春草」名句，「池塘春夢」用的正是這個典故。多年後我在坊間看到溥心畬一幅小畫，題了「池塘生春草」，一時高興買了回來，至今還掛在書房裏。謝老師喜歡溥心畬的詩和字和畫，常說當代藝林當數溥先生才華最盛。我那時候年紀小，看不懂溥心畬好在哪裏，去了台灣多讀了幾本閑書多閱了幾番世情，又結識溥門弟子江兆申，慢慢悟出溥先生的襟懷領略溥先生的功底，從此沉迷，舊王孫的片紙隻字買得起的盡量買，越玩越心折。

我們學校原是中國國民黨支部一幢深宅大院，正院大殿整座大理石裝飾，長年陰凉如春，辦公室、圖書館一進一進連進大禮堂。正院兩邊各闢大花園，古樹婆娑，綠蔭如畫，後來還募捐加建了長長幾排教室。後園校長寓所最大，住着一位盛年英俊的河南才士，風流韻事不少；兩邊是老師宿舍，一套套的套間住着十幾位唐山去的老師，有的單身，有的帶了家小，家家門前都搭棚種花養魚，謝老師那個套間靠着山坡，後門外還有一口古井，她說更像北平的老四合院了：「索性也叫苦雨齋吧！」她笑起來一排牙齒又白又齊，甜甜的酒窩點亮整張臉。有一天我陪我的英國家教老師參觀學校，謝老師跟他談些宿舍裏的趣事，英語順暢得不得了，英國老師誇她學得正宗，她豎起大拇指說：「我在北大、燕京都上過課！」不久，我還聽說她在學印尼文，市政府管文化的女官員當了她的老師，兩個人成了好朋友，吃飯看戲都一起。那位女官員褐色肌膚又油又亮，五官是粗筆素描，淺淺一笑整張臉閃着黑珍珠的幽光，遠看竟有點迷人，在謝老師身邊更顯得謝老師一身白玉嬌美通靈。我在學校對面冰果店裏聽到她們用英語交談，黑珍珠還不時指着竹籃裏的各種水果教謝老師記住印尼話怎麼叫。高二開學不久，政局忽然緊張，排華氣氛濃烈，謝老師居然給情報局請去問話，懷疑她是台灣派去的特工，流言頓時四起，學校周圍軍車來來往往好像比平日多。那個學期謝老師上課總是一臉冰霜，下了課總是匆匆躲進辦公室，黑珍珠也不來找她了。暑假前聽說華文學校都快奉令停辦，我也準備轉去外地讀英校了。「沒想到政策變得那麼極端，」謝老師在圖書館門口悄悄對我說。「總統蘇加諾似乎是架空了，根本鎮不住江山！」「老師有什麼打算？」「先去新加坡探望我伯父一家再說吧。」「不如盡快離開，別躭誤了。」「我的護照還扣在軍部裏呢！」

那年年尾謝老師終於領回護照飛走了。學校關門不久，軍部抓走了我們那位一身帥氣的校長，罪名是戰後為國民政府做諜報工作，幾經拷打，幾經審訊，判入大牢關了好幾年，出獄渾身內傷，熬不到一年辭世了。我多年後聽鍾老師說軍部派便衣監視校長已經好一段日子了，軍人懷疑學校是國民政府在東南亞的情治基地，不然一九五○年之後不會派那麼多老師去教書，跟謝老師交往的那位黑珍珠也是調查局的人，抓不到謝老師的罪證倒抓走了教地理的陳老師：「學校當時很被動，只說陳老師患病辭職，私底下花錢打點，遞解出境！」鍾老師猜想校長名望太大，案情複雜，無從緩頰，大劫始終難逃。我在台灣讀書那幾年聽說謝老師也回台灣了，可惜誰都沒有她的地址。八十年代我好幾次回台北當報刊舉辦的文學獎評審，謝老師托了報館朋友找到我。她跟她姪女兒住在板橋，頭髮都白了，滿臉皺紋，身體倒很硬朗，笑談間姿容依稀留住些昔日的柔曼，多的是一份慈憫，一份看破：「高興見到南天故人重溫一下舊夢！」她說回了台灣她在出版社編書編了好幾年，退休也退了好幾年。那所房子很舊，好大一塊陽台種滿花木，紫薇最多，說培育紫薇盆景她是專家了：「不再是苦雨齋，是紫薇園了！」老師拍拍我的手臂笑得像一簇半凋的滿堂紅。「那些年你真的是特工嗎？」我趁她開心大膽問她。她凝眸看了我半晌：「我是校長的情人！」她說。

2010/8/22

早年交往的前輩朋友都不在了，一轉眼，我已經是他們那年月的歲數。世事白雲蒼狗，聚散無常，彷彿鬧市避雨，檐下寒暄，雨停道別，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在街巷拐角處重逢話舊，細數圓缺。三年前我收到故人千金一封來信，說她從美國到台北開會，會後很想繞個彎來香港探望我：「順便請您審閱一下先父遺稿，希望在他逝世十周年忌辰給他出一本文集做個紀念。」她叫林若霞，她父親是林小寒先生，我的故交，亦師亦友。若霞一見面說她父親書架上長年擺着我的一排文集，命她一本一本細讀。「別說我的書，說說你父親！」「肺癌，來得快，走得也快。」「是一九九七年，對嗎？」「那年晚春。葬在舊金山。」「幾個外孫了？」「沒有，我不能生。」「你接他去美國是對的。」「起初吵着回香港，慢慢慣了。」林先生是南京人，徐悲鴻的學生，西洋畫功力不淺，五十年代逃來香港還在畫，不久謀得一份教職，教國文，教歷史，六十年代末若霞的母親病逝他封筆不畫了。七十年代若霞留學美國，八十年代她結了婚接林先生到美國跟她住。臨走，我求林先生把那幅《西班牙女人》留給我收藏他不肯：「老弟，我的畫實在不成格局，不可外傳，老師九泉之下要駡學生沽名釣譽了！」一輩子那樣謙虛也那樣執着。若霞說她父親自己選了十三幅油畫給她留個念想，講明不准發表，不准出賣，剩下來的全拿到後園燒掉了。「那幅《西班牙女人》還在嗎？」「還在，回去拍張彩照給您。」「先謝謝你了！」「記得不准發表。」「當然！」我喜歡畫裏那個女人。早年我在西班牙西南港市塞維利亞見過這樣一位西班牙美女，剛洗了頭髮，那麼濃，那麼長，日光溫潤，微風薰人，她坐在陽台上一邊看書一邊漫不經心撥弄長髮慢慢晾乾。偶爾抬頭探望老樹上的動靜，眼神柔若春水，嘴角甜甜翹起，鼻子十足石雕希臘女神，襯着兩道眉影越見剛秀。她家離我住的小旅館很近，一天黃昏，我和兩個英國朋友出去吃飯，美女家裏悠悠傳出一陣清唱，聲音不大，似乎是歌劇裏的一段唱詞。頃刻間窗裏電燈忽然亮了，歌聲輒止，房子後園傳來汽車的喇叭聲，窗裏電燈又熄了，邊門一個人影一閃而過，汽車開動引擎緩緩開走。暮色漸濃，風有點冷：「後門接走了，沒戲！」史悌芬說。

林小寒先生聽了這段故事說那是古書裏說的沐髮晞陽：「陸機還有一句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曄曄芳華，雕芳落秀，」他瞇着眼睛想像陽台上晾乾秀髮的畫面。「《史記》裏老早告戒沐髮未乾而卧會生病！」聽林先生聊天大長學問，每回從他家裏出來我都查書記筆記，怕忘了，幾十年後重翻重讀多有領會。有一陣子每次到他家他都在讀《昭明文選》，我好奇問他《昭明文選》好在哪裏？他說張鳳翼刻《文選纂注》，有個士大夫問張鳳翼說：「既云文選，何故有詩？」「昭明太子為之，他定不錯。」「昭明太子安在？」「已死。」「既死，不必究他！」「便不死，亦難究。」「何故？」「他讀得書多！」林先生說書讀得多真的可以唬人。我看着他那頭花白的濃髮那張滄桑的容貌，不禁悲欣交集。他呷了一口濃茶靜靜凝望窗外一片藍天，五官頓時浮現一股凜冽的神情：林先生果然有點像徐悲鴻，眼睛、鼻子、嘴形，都像；只剩那層蒼老的氣色不像。徐悲鴻一九五三年五十八歲過世，林先生倒六十多了，女兒不在身邊，家裏僱了一位老媽子天天下午過來打掃房子洗衣服煮晚飯，晚上八點多鐘走了。退休後聽說有個女學生常去照顧他，陪他散步陪他吃飯陪他看電影替他抄寫文稿。有一回我在中環一家英文書店碰到他們，林先生氣色好得很，心情好像也開朗些了，拉着我跟他們一起吃晚飯。女學生姓陳，芳名我不記得了，說是十一年前的學生，在英國讀過兩年書回來當洋行文員，一身整整齊齊的深色套裝，一臉濃粧，六分自負，三句話裏不忘穿插五個英文單字。那頓飯我吃得很累，林先生興致倒高漲，紅酒喝了好幾杯，翌日還打電話跟我大談陳小姐學貫中西，是了不起的新生才女：「你說呢？」我說我擔心她只是個西學暴發戶：「應了王季重譏笑暴發人家那句話：只有二事卒不可為耳：園中樹木不得即大，奶奶天足不得即小！」林先生駡我偏激駡我狹隘。半年不到，陳小姐終於搭上洋行裏一位洋上司疏遠林老師了。「園中樹木果然趕不及長大，」林小寒一臉苦笑，「天足一時也小不了！」林若霞只在香港逗留四天。她帶來的林先生遺稿總有八九十篇，有些發表過，有些是原稿，寫藝術，寫教學，寫山川，寫師友，我粗略選出七十篇分為四卷，書名就叫《小寒碧齋遺稿》，若霞要我寫序文，她寫後記：「只怕你父親根本不想出版，」我說。

「小寒碧齋」是林先生的齋名，「碧」字是林夫人的名字，偏巧乾隆年間有一欵御賜胡開文古墨題的是金字隸書「小寒碧齋」，我家裏珍藏一笏，林先生幾次想要我捨不得割愛，只好懇請台北江兆申先生給他題了隸書小匾，古意盎然，非常精緻。林先生說光是「寒碧齋」未免俗氣，加個「小」字頓時玲瓏生色。若霞說那幅字去了美國還掛在她父親書房裏：「我爸說看到那個『碧』字像看到我媽！」其實若霞的臉跟她母親一樣漂亮，五官妍麗嫻雅，眼神晶瑩得像露珠，林先生常說她連說話音調都像媽媽。若霞回美國大半年了《小寒碧齋遺稿》還沒有付梓。「我夢見我爸一臉不高興，」她在電話裏說，「又想起您擔心他從來不想出文集，不如緩一緩再說。真抱歉，讓董叔叔白忙了！」林先生的脾氣我清楚。

2010/8/15

書房窗外冬日融融，樹影婆娑，倫先生打開抽屜拿出一張黑白老照片給我看：秀髮齊耳，濃黑如夜，微鬈的劉海下一雙文靜的大眼睛蕩着湖光，纖秀的鼻子鼻尖特別尖，燈光打下來菱角嘴唇躲在陰影裏隱隱顯露羞澀的笑意。「說是四十年代在西環老宅院裏拍的，」他說，「我認識她是五十年代了，相貌沒怎麼變，多俊美，你說？」老前輩難得笑得這麼神祕。他姓倫字秋白，我原以為他和藏書大家倫明字哲如是一家，他說不是：他祖籍順德，倫明東莞人，愛穿破舊衣服到書鋪尋覓秘籍，人稱「破倫」，前清舉人，在北大、師大、燕京、輔仁都當過教授，四十年代死後藏書歸北平圖書館公藏。我讀過他的書，記得有一本寫漁洋山人很有用。倫秋白我向來尊稱他秋翁，一張清 癯的臉兩道白眉最威風，像古人。他兩腿舊患嚴重，怕開刀，老來步履艱難，家居靠拐杖，出門坐輪椅，精神倒很興旺，兒子一家住樓上，請了兩個幫佣服侍老人。那天下午他說有個朋友想整批收買他搜藏多年的民國文人手札：「你看可好？」我說價錢不賴不妨放手。他說花過心血，捨不得。我笑他老早動了心才問我意見。「買家想要張愛玲手迹，我沒有。」「那封胡適長信提了張愛玲。」「林徽因陳衡哲不比張愛玲好嗎？」「還是胡先生金貴！」秋翁說四十年代他常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用功，從來沒有遇見過張愛玲：「或者說遇見了也不曉得那是張愛玲。」他說《張看》裏有這樣一段話：好幾年後，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着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秋翁說經歷過戰亂的人才曉得炸彈炸下來那股撕肝破膽的驚恐和憤慨，死命的震撼死命的號啕，防空洞再近也覺得遠，張愛玲倒好，捧着《醒世姻緣》拚命追讀，連敵機那個敵字都省掉：「她的作品我荒疏了，」他說，「不知道涉筆抗戰是不是都避開仇視日本的字眼。」我也荒疏了。二次大戰我還小，在南洋，日軍南侵的腥風血雨印象朦朧，和平後聽大人們說起依稀記得空襲的轟然巨響和又潮又擠的防空洞。還有寂靜的老街那一聲聲慘叫，窗縫中瞥見日軍抓着隣家一位青年志士，赤膊綁在樹上死命鞭打，滿身血汗。張愛玲胡蘭成的事似乎上了小學六年級才知道一二，那時候蘇青的《結婚十年》比《傾城之戀》、《十八春》紅多了。上了中學讀的已經是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南宮搏的《江南的憂鬱》，謝冰瑩的《聖潔的靈魂》，都是美國人五十年代在香港出錢出版的書。六十年代先父在香港給南宮搏題「觀燈海樓」橫匾，南宮搏還請他給《江南的憂鬱》題隸書書簽，說是想再版重印，先父的八分字十足上海商務印書館杜就田的書風。「今天找你來還有一件事，」秋翁說，「讓你見見張愛玲港大的同學。」頃刻，一位老太太慢慢走進書房：「說同學是高攀了，」她坐在靠窗的沙發上點了一枝煙。「一起修讀一門課，點頭之交。」聽口音是江浙人，剛從美國回來訪舊，寄住秋翁家的客房。她命我叫她「楷棣」，叫英文名字 Kathy也行：「省得老太太長老太太短的把我叫老了！」她要我替她找湯新楣翻譯的美國小說，說是讀完湯先生譯的《戰地春夢》十分拜服，想多讀幾本。窗外一道斜陽穿過綠葉照進書房，楷棣齊耳的銀髮顯得又亮又柔，劉海不見了，大眼睛尖鼻子都在，菱角的笑意不復羞澀，從前年輕現在老了她都比張愛玲秀麗三分。楷棣好像不想多談張愛玲，秋翁說起《秧歌》和《赤地之戀》她只淡淡搭上一句話：「她的散文比小說好。」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我給楷棣送上好幾本湯新楣的譯作，湯先生說他隱約認得「楷棣」這個名字，好像姓范，五、六十年代跟一個男明星走得很密，好像還鬧過什麼新聞上了報紙。我說一扯上明星芝麻綠豆的事都要上娛樂版。「說得也是，」湯先生搔了搔頭苦苦一笑。楷棣收到這些書很高興，說一定要請我吃飯。秋翁堅決要做東，說是有個老廚師退休了住新界，是他的結拜兄弟，隨時願意出來辦一桌菜，紅燒魚翅最拿手：「說定了，這個星期六倫府宴客！」秋翁興致大好，坐在輪椅上講了好幾個電話約人，楷棣一邊翻查小記事簿替他撥電話一邊笑老頭子急性子。晚宴上一桌客人都是他們那一代的老前輩，老廚師十二道菜做得真講究，忙進忙出還不忘陪秋翁喝威士忌加冰。楷棣坐在秋翁身邊不斷勸他不能再喝了。「今天是大日子，你就開開恩讓我盡興行不行？」秋翁拱手求她。她說她願意陪他慢慢喝掉眼前這一大杯，喝完不喝。秋翁應了。深宵散席老頭子滿口英語說個不停。「真醉了，」楷棣一手推着輪椅一手替他抹汗哄他回房睡覺。「不睡，」秋翁甩開她的手說，「我還要接着研究張愛玲的國家意識和戰時心態！」秋翁其實沒醉，是裝醉：張愛玲這件事太蹊蹺了。翌日，秋翁來電話不談張愛玲談晚宴隱藏着一樁沒有說出口的大好事。「想必是喜事，」我說。「喜字隆重，不如說好事！」「什麼時候揭曉？」「星期天早上敬請光臨寒舍。」秋翁那是故作神秘，掛了電話整個星期我只顧處理手頭的事幾乎淡忘了。星期天上午匆匆趕到，倫府一片寂靜，秋翁獨自坐在客廳沙發上等我，他說楷棣上教堂做禮拜。我催他先說說到底是什麼好事，我好鄭重道賀。「范楷棣不回美國了，」秋翁滿臉抗戰勝利的喜悅。「留下來陪我過小日子！」「你們結婚了？」「不是結婚，是結緣，我的《半生緣》。」「恭喜恭喜！」我起身拱手鞠躬。「上星期的晚宴算是喜宴了！」秋翁說文人手札不要了，賣了，他只要楷棣。三個月後樓上他兒子一家搬走了：「情節像日軍偷襲珍珠港，」楷棣悄聲對我說。「比張愛玲小說壯烈多了！」倫秋白遠遠對着我伸了伸舌頭做了個鬼臉。

2010/8/8
　　　　
　　我到台南讀書第二年，杏表姐離家出走，跟一個男人從南洋逃到廈門生下第一個孩子。我老家來信說二舅母吞藥自盡，二舅舅心臟重病，在醫院裏醫了大半年終於故世了，他們那所漂亮的「愛晚山莊」聽說很快讓一位德國醫生買下來。是古老世代的古老故事，像小說，像電影，精精緻緻的杏表姐忽然愛上一個清清寒寒的愣書生，拿走母親一箱美鈔一起跑了。小城裏的大人們都說千錯萬錯錯在杏表姐從小在洋學堂裏受洋教育，荷蘭文英文德文都精通，離了婚還發憤學俄文，讀遍俄國古典文學竟不甘心，連馬克思恩格斯著述也沉迷，最後嚮往赤色中國的紅旗飄飄，依偎在無產階級愛人的懷抱裏乘風破浪奔向紅彤彤的赤山赤水：「命造啊命造！」
　　
　　一九六八年文革期間，我在香港接到老家來信說杏表姐逃來香港了，要我照信上地址到觀塘去看看她。我按址去了，看更說搬走了。一九六九年春節過後，我接到大舅舅家榮表哥來信，要我到西環一家商行領取一千塊港幣到灣仔一個新地址交給杏表姐。那回我找到她：清麗的容顏彷彿朦朦朧朧的月亮，秀眉杏眼櫻唇都蒙上薄霧，連甜甜的酒窩似乎也在蒼茫煙雨中，長髮草草編成粗粗一股蔴花辮子，也許是清瘦了，記憶裏她尖尖的鼻子比從前更尖更挺更像國語明星李香君。杏表姐愣了一下認出是我衝上來摟着我又哭又笑。我也高興得真想陪她哭陪她笑。

　　　　「孩子呢？」
　　　　「不滿周歲病死了。」
　　　　「他呢？」
　　　　「跟一個女共幹跑了。」
　　　　「怎麼會呢？」
　　　　「怎麼不會呢？」

　　聽她淡淡一句反問我一下子格外心疼。她緊緊握着我的雙手輕聲說：「姐沒事，如今不還有你在嗎？」我畢竟也是古老世代走過來的人，想起烽火中的童年，想起從南洋坐船回台灣讀書，想起表姐跟那個男人回大陸追夢，想起國破了的山河刧難中的親朋，我很惶惑也很沮喪。杏表姐說大陸回不去也不想回去，南洋縱使回得去也家破人亡了：「留在這裏試試混口飯吃，」她撥了撥頭髮擠出一絲笑意。「姐比你大八歲，不用擔心！」那段日子我還是不放心她，天天應付完幾份工作一空下來一定去看她。我托朋友替她收學生做英文家教。我也分了一些翻譯給她多賺些外快。杏表姐英文的確好得厲害，英國文學美國文學熟極了，說是從小天天跟一位英國老太婆苦學，第一位丈夫又是帶着澳洲血統的僑生，當中學老師。不久我發現她的中文也不弱，二舅舅督導了基本功，在廈門那幾年還跟過一位嚴先生學古文寫舊體詩。
　　　　
　　一九七○年端午節，榮表哥忽然飛來香港，說二舅舅生前那盤生意和房產榮表哥代表江家跟合伙人打了幾年官司終於和解了，杏表姐是唯一繼承人，一張滙票存入銀行足夠她吃利息。「這下大家都安心了，」榮表哥說，「杏妹的命還是好的！」杏表姐手握滙票一時感觸低着頭不說一句話。榮表哥聳了聳肩一臉茫然。我悄悄坐到表姐身邊輕輕摟了她一下。她慢慢把頭靠在我肩膀上淒然飲泣。「都過去了，不是嗎？」我撥了撥她的頭髮給她遞上一杯茶。「前頭的路長着呢！」
　　　　
　　杏表姐果然用功得不得了。生活安頓停當，她遷到西摩道一幢舊樓房，樓高四層，她住頂樓，環境清幽，連留在南洋的幾箱英文舊書都運過來擺滿幾個書架。她說為了紀念她父親的愛晚山莊，她的小樓命名「愛晚居」，要我帶她上文象廬求張宜女史賜題小匾。張先生喜歡表姐那張臉典麗，喜歡她說話聲音甜美，國語清脆，當下命她磨墨展紙，在灑金舊宣上寫了非常漂亮的三個大字。那年暮春，西環一家中學聘請杏表姐教英文，愛晚居從此成了江杏亞老師安身立命的香閨。她說榮表哥事事都管，兩次來信要她用心找個體面男人下半輩子好過得安穩。
　　
　　　　「前世兩筆孽緣我都還清了，還嫁人？」
　　　　「別把話說得太滿！」我說。
　　　　「絕處逢生，從此絕緣。」
　　　　「別把話說得太滿！」我再說一遍。
　　
　　不久，廈門照顧過杏表姐的幫佣也逃來香港住進愛晚居了，叫蓮姑，家中大小雜事都歸她打點，杏表姐開心得不得了，說她可以專心備課讀書寫作練字。那段日子我手頭工作越來越重，時間總是不夠用，知道表姐平平安安也就少去愛晚居了。有一天，我在辦公室裏收到杏表姐一封便條說有事商量，囑我盡快一晤。我下了班趕去看她，蓮姑應門把我帶進書房。杏表姐坐在沙發上兩眼紅腫，臉色蒼白。她說廈門她的恩師嚴先生連挨幾場批鬥撐不下去懸樑自盡，才六十二歲。「姐要還鄉拜祭，你能替姐辦理證件嗎？」我說她居港時日太短，出入境手續一定難搞。這是一端。再有一端是那邊文革正狂，進去了未必出得來，萬一遭扣，後患無窮，誰都救不了她。杏表姐聽了先是失望，繼而哽咽，我勸慰了她一個晚上她還死不了心。翌日，我和蓮姑陪她到廟裏請和尚替她的老師念經她的心情才稍微平靜：「我和老師是文字交深的生死戀，」她說，「他死得太寃了，我不走老師也許就頂得住！」那一瞬間，我真為那位嚴老師高興：教過這樣聰明這樣深情的學生，死得雖寃，卻堪含笑。
　　
　　一年後老師忌辰那天，杏表姐用英文寫了一篇報導文學揭露廈門三位老知識分子的文革噩運刊登在一份英文報上，美國一家通訊社的駐港特派員立刻訪問了她，連美國報上都登了她的照片。一九七二年仲夏我整裝待遷英倫，杏表姐有一天帶着那位特派員到我家看我：朦朧的容顏不復朦朧，秀眉杏眼櫻唇浮起皎潔的月色，亮麗中蕩着三分嫵媚，她蹲着翻看準備運往英國的幾箱雜書，挑出韓素音那本《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說：「這本留給姐，行嗎？」我說不行，不吉利：「小說裏那個特派員死了！」杏表姐輕輕給了我一個耳光把書遞給男朋友要他收好。「老早勸你別把話說滿了！」我故意揶揄她。她偷偷白了我一眼兇極了也俏極了。居英翌年，杏表姐給我來信說她結婚了，過了端午跟特派員去美國定居，蓮姑也去。

2010/08/01

毛姆說那個英國人其實是小商船的船長，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中國住了好幾年。長年穿便裝戴一頂氈 帽，皮鞋亮得可以鑑人，眼睛也亮，皮膚又白又嫩，海上漂泊了二十年起碼四十幾的人了，看來竟像二十八的小伙子。毛姆說他一定是個生活檢點的人，不嫖不賭， 自重自愛，喜歡輕音樂輕文學，房艙書架上 E. V.盧卡斯的書齊全了，還有一張足球隊的老照片，他穿着球衣，身邊一位女士端莊秀麗，頭髮燙得很精緻，也許是他的未婚妻。毛姆說那天船長醉了，不是大醉是 微醉，忽然問毛姆民主是什麼。接着又說他不是社會主義信徒，英國首相麥克唐納才是。毛姆說當商船船長該也算是勞動階級，靠勞力謀生。他沉默了好久說：「你 聽清楚了，我不是勞動階級。我讀哈羅公學。」哈羅公學是英國哈羅城裏一所著名男生寄宿學校，一五七一年創辦，是貴族名校。我從前拜識一位鄉前輩林鼎先生年 輕的時候也當過商船水手，也到英國讀貴族公學讀劍橋，他在新加坡還見過毛姆，毛姆在他新買的一本《中國屏風》扉頁上題識簽名。我向來尊稱他鼎公，高高壯壯 的新加坡華僑，一頭鬈曲的白髮人老了還很濃，三層眼皮的眼睛亮得不得了，鷹鈎鼻，寬嘴巴，臉色總是紅紅黑黑，當過水手晒出來的。鼎公說他從小個性矛盾，愛 靜又愛動，很叛逆也很寬厚，家裏不讓他討海他偏要當水手，家裏說他不是讀書的料子他偏要出國遊學。幸虧家道富裕，隨便帶幾張銀票夠他流浪一兩年。鼎公說他 年輕的時候也愛讀盧卡斯，說盧卡斯是做過報刊編輯的散文家，學問都在布萊頓一家舊書店當伙計泡出來的，筆下多產得要命，小說、旅遊、傳記都寫，編過藍姆全 集，一部讀書寫作回憶錄當年紅過一陣子，書評都說他淵博，說他勤奮，說他著述卻難免粗疏了。「輕輕淺淺一枝筆也許真是輕文學，順暢，通俗，」鼎公說。「毛 姆高明，點了一下盧卡斯，那個船長的脾性隨之也亮了。我在利物浦也見過這樣的英國人，在船運公司當襄理，有學問，很矯情。」那陣子我畢了業從台灣到新加坡 探親一住一年多，不是到新加坡大學圖書館消磨時光就是關在玫瑰園客寓讀雜書。鼎公退休多年了，七八十的人精神興旺得不得了，清晨打拳練字讀書，午覺醒了常 有幾個學生到他家裏聽他講課請他改文章陪他喝茶。我們住得近，黃昏時分他偶然會跟老太太散步到我家要我到他們那邊吃晚飯。林家做的福建薄餅是頂級美食，油 飯米糕也特別，還有鳳尾蝦，豬腳麵跟豬腰麵線更好吃，全是廚娘拿手的閩南小吃，外頭吃不到。

「林語堂也稱讚林家菜？」我問鼎公。「林先生賞臉；遠不如他的文章好！」「英文文章還是中文文章？」「晚年寫 的小品最好！」有一回鼎公要我陪他去看一位老同事的遺物。開車開了老半天才到，很偏僻的地方，村路崎嶇，民居疏落，日據時代一排兵營都荒廢了，百年老樹在 風中絮絮叨叨，營邊一條小河輕輕嗚咽，幾個村婦在河旁洗衣服。老同事的遺孀帶着兩個小孫子招呼我們。家中字畫幾乎賣光了，幾件小文玩鼎公全要了，還有一柄 扇子該是漏網之魚，鼎公說很好，我也覺得雅緻，他存心照顧故舊，從衣袋裏掏出一叠鈔票囑咐孀婦收好：「有事隨時告訴我，千萬記住了！」鼎公說這位陳老師生 前跟他一起在一所中學教書，戰後還當過校長：「郁達夫遇害之前常跟他通信，詩詞寫得極好，我辭去教席到英國做事失去了聯繫，聽說他到印尼去了，再回新加坡 已是老病纏身，日子過得很清苦。」那柄扇子我離開新加坡的時候鼎公送給我存念。是黃均畫的倚窗仕女，窗外淡淡幾樹梨花，題了「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 打梨花深閉門」。背面是張心煦的書法；扇骨博古浮雕雕得細緻極了。鼎公說他一生喜愛梨樹梨花蜜梨，四十年代張大千給他畫的雙鈎工筆梨枝還掛在他的書房裏。 「明代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裏有一段寫梨花的軼事最有趣，」鼎公說，「改天找出來給你一讀。」那本書我多年後在台北找到老民國的石印本，有點殘缺，讀到卷 三果然看到鼎公說的那段。說南京百司事簡，管祭祀禮樂的太常尤其閑寂，李日華有個前輩是太常寺卿，終日酣眠坐嘯而已。一天，有人敲門甚急，是宣州遞來的公 文，說因春多風，園戶投訴所供太廟梨花落盡，秋來恐難結實，「求派他邑有司，故為申請也」。太常於是寫一首絕句說：印床高閣網塵沙，日聽喧蜂兩度衙；昨夜 宣州文檄至，又嫌多事管梨花！那幾年我在香港在英國都跟鼎公通信不斷，老先生蠅頭鋼筆字一筆不苟，無所不談。有一年聖誕節我等到元旦過了還收不到鼎公的賀 年片，一月中林老太太來信說鼎公半個月前腎臟衰竭去世了。那年春節我去新加坡給鼎公上香鞠躬。老太太蒼老多了，話也少了，寒暄不到三句她要我攙扶她進書 房：「你看看書桌上那張照片，」她說。是個中年英國女人的彩照，頭髮褐色不是金色，戴眼鏡，很清秀。「林鼎早年跟一位英國同學生的女兒！」老太太說律師樓 處理遺囑才告訴她說，有一筆遺產歸這位叫 Pearl 的女兒，女兒的母親去世多年了。「我這個鄉下人真笨，以為我們無後，沒想到他早有了女兒。」老太太閉上眼睛一臉疲累。畢竟是上一輩人的恩怨，我 一心想安慰她：「你們快快樂樂過了幾十年，鼎公不說是疼惜你。」老太太忽然問我那女兒的名字是梨花嗎？我說不是梨花是珍珠，棄掉最尾一個字母才是英文的 「梨」字。

2010/07/25

意大利托斯卡納橄欖油他說是金液，最矜貴。那天在他的山館吃午飯，他搿下一截剛出爐的麵包要我沾橄欖油吃。還有豆子，豆泥，燻肉赤豆拼盤。他說托斯卡納人是吃豆子的人，不是美國波士頓那些豆城人，不是講西班牙話的美洲人，更不是阿根廷土豆佬：「是托斯卡納的 mangiafagioli。」麵包沾橄欖油好玩也好吃。麵包塗豆泥也有趣。他夫人做的八爪魚意大利麵更神奇，比黑漆漆的墨魚麵鮮美。還有幾款清麗蛤肉佐菜。他們家咖啡尤其香，夫人怕我嫌濃喝不慣，拿着奶盅替我倒了些奶油加了些紅糖。「是我發明的，」她說。「誰讓你發明？」他問她。「美國那個女作家。」「山姆大叔的文化！」他的相貌像古畫裏的大詩人但丁，朋友們從他五十歲起就叫他但丁。詩人五十六歲死了，他六十五歲續絃續了這位玲瓏的美婦人，比他年輕三十歲。那天但丁說他七十五了：「橄欖油最神奇，」他擠了擠眼睛像個小淘氣，「我每星期還跟她行房兩次，不信你問她！」夫人皺眉噓他要他閉嘴。確然是絕色，叫姬娜，西西里島人，聽說前兩年還上過《 Gourmet 》飲食雜誌做封面：肌膚油亮彷彿遠古的銅像，眉毛濃密細緻，眼神蕩漾的是黑森林裏的清流，加上一株挺秀的鼻子守護溫潤的紅唇，回眸一笑頓成萬古千吻的淵藪。她的鎖骨是神鬼的雕工，神斧順勢往下鈎勒一道幽谷，酥美一雙春山盈然起伏，剎那間葬送多少鐵馬金戈。聽說但丁在島上她開的餐館裏吃完一頓晚宴賣掉祖傳一間別墅娶了她：「我聞到橄欖的香氣，我知道那是愛神的禁臠，」他說。「我從來讓她把那頭濃髮鬆鬆綰起來，那是意大利古文明的圖騰。」我七十年代在倫敦結識但丁。他是意大利著名書商，常去倫敦參加書展、畫展，買賣意大利古畫更是他家祖傳的生意。有一回我帶了美國一位收藏界朋友逛書展，但丁談起他剛收進一批上佳古畫，美國朋友看了照片心動，約他到翡冷翠看貨，一看成交，但丁說那是托了我的福，從此我買他的英文舊書一概半價，我去翡冷翠也一定請我吃飯帶我去玩。八十年代末他盤掉祖傳的舊書店退休還鄉，在托斯卡納一處山鎮僱人照料一座橄欖山，說是退了休的老人也該有個寄托。「種橄欖原本就是他們家的祖業，」姬娜說。「他真正上心的倒是那間藏書室！」老先生睡午覺的時候她帶我上樓參觀書室，四壁填滿意大利古籍和初版舊書，遠看近看都看得出珍貴。「光是這些古籍這些裝幀聽說都值幾百萬美金，」姬娜隨手抽出一部對開本給我看。「恐怕捨不得賣吧？」我說。「好幾家都來議價，他拿不定主意。」「拿不定主意就是不想賣！」「錯了，他一定賣，遲早會成交。」

姬娜一口英語比但丁流利，她說在西西里島開餐館那幾年請了英國老師天天上課，遊客多，不講英語很吃虧。我們一邊聊天姬娜一邊修剪書室幾扇窗口的花壇。她要我繞到古木書桌後的陽台透透風，紅磚地上一盆盆蝴蝶花和薔薇迎着秋陽繽紛一片，襯上纏纏綿綿披滿欄干的紫藤，那是老先生看書曬太陽的地方。欄干外的斜坡路邊種滿山毛櫸和栗子樹，姬娜說她最喜歡這條綠蔭小路，還有後園她親手培植的一畦蘆笋園。我們下樓穿過長長的走廊來到後園。映入眼裏的先是五六株檸檬樹，青青黃黃的檸檬生得親親密密，蘆笋園邊還有一架瓜棚和一堆初生的莢豆。姬娜一定要我看看後園盡頭那口古井，井口大理石圍欄雕滿花卉，說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工，儘管圖案又裂又殘缺，線條依舊靈動，構圖依舊玲瓏。她汲了一桶井水要我洗手洗臉：「洗掉你的憂心吧！」她說。「你知道我憂甚麼心嗎？」「是去還是留，你決定不了。」「請你明示。」「新的比舊的好，不要留！」姬娜說她天生通曉休咎，看人、看事、看物她的感受很深，彷彿一股靈異的提示讓她知道是吉是凶。她說這兩年我的事業要經歷三次變遷，不可不變，越變越好：「不要猶疑，朋友，變局一到，順勢脫穎，必然大吉，你信不信？」那趟飛回香港我辭去舊工作轉去做新的一份職位。八個月之後我應邀出任第二個職務。一年過去了，第三份工作忽然找上門來，我想起那天午後辭出老先生的山館，姬娜陪我到車站搭車進城，擁別之際她湊近我耳邊悄聲說：「別擔心，三份工作全是你的！」我簽下合約接了第三份差事。回香港的飛機上我讀完但丁送給我的那本《女體探微》：《 Woman in Detail》，一九四七年倫敦金公雞出的編號版， Patrick Miller 執筆， Mark Severin 插圖，女體細筆鈎描，風情萬千，文章更是廣徵博引而夾叙夾議，十分有趣。老先生是情種，難得姬娜那樣的佳人給他的晚景添香，八十歲那年才死在她懷裏。我托翡冷翠朋友送花悼念，姬娜來電話致謝，她說老先生那天有點反常，硬要跟她溫存，她遷就他大半天才安靜下來，睡着了還緊緊摟着她怕她跑了，天沒亮終於安息。「對了，」姬娜說，「上回打電話忘了告訴你，書室裏那批書全部賣掉了，但丁說等他走了要我拿這筆錢再開一家餐館，我想我沒那股衝勁了，我很累！」她當然累：美艷了那麼多年不累才怪，靜靜過個優雅素淡的晚年才是她份內的清福。「對極了，」我說，「別再折騰八爪魚了！」電話那邊傳來潺潺的笑聲：「謝謝你體貼我，親一個！」瞬間，我隱約聞到托斯卡納風過處橄欖的香氣。

2010/07/18

四十幾年了，我實在不愛翻讀自己的舊作，出版社再版再印要我增刪要我寫序我盡量婉辭：「要印你們去印，我不沾手，」我說。「到底是潑出去的水！」舊作殊難愜意；新作至少還在掌握之中，可以斟酌，可以修理，安心多了。難怪徐訏愛說他最滿意的作品是目下正在寫的作品。寫作的人也許都該心存這樣的志氣，不然不會進步。這回出版社又要重印我二十四年前一本舊書，我惦念當年台北編印這本書的老朋友，寫了四百字小記追憶故人。看看書中毛筆自題的幾個卷名實在難看，我又悄悄重寫一遍。寫記寫字的時候無意間翻到書裏記胡適的一段舊事，不禁聯想翩躚，悲欣交集，久久兀臬。胡適留美回國，一到故鄉，母親告訴他說他種的茅竹已經成林了，要他去菜園看看。胡適說他沒有種過竹子，菜園怎麼會有他種的茅竹？母親執意要他去看。胡適走進菜園，只見園中果然長滿茅竹，總有成千株了。母親提醒他說，十二三歲那年一個傍晚，房族裏的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竹子走過，看見胡適站在路旁，遞了一根竹子給他，說是可以做煙管。胡適拿了竹子回家對母親說：「春富叔給我做煙管，我又不會抽煙，不如種在花壇裏罷！」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長得快，旺了一大簇，花壇容不下，母親叫人移到菜園裏去，竟又旺滿一園，還延生到隣家後園去了，難怪胡適記不起也認不出。我那時借用胡適這段舊事描畫一九四九年前後山河多難文人顛沛的心情，兒時故園種竹的往事反而一筆不寫。記憶中，南洋故園是一幢又大又舊的老宅子，後院依山墾闢，雜樹蒼古，荒草叢生，幾經修繕才慢慢修出情致。山裏運賣雜花果樹的老農是吉昌叔，滿臉皺紋的客家人，胡適故鄉的春富叔一定也是這個樣子。吉昌叔送過小小一盆辣椒樹給我，一個雨季過去，小樹長得太興旺，小盆容不下，趕緊移植到我卧房外的花圃裏，從此又高又壯，油綠的辣椒越生越多，長年不斷，逗得吉昌叔比我還高興。果園四周的青竹我讀初一那年只想沿着籬笆種成一圈竹屏風，沒想到初二暑假已然長成一座竹林，隣家留學回來的公子隔着矮矮的圍牆說他很願意過來跟我一起砍掉那些亂生的竹子。公子姓廖，叫雲山，餘姚人，戰前去過香港讀書，戰後留英讀法律，衣食無憂，終日自在，難得遇上這樣有趣的砍竹差事，他整整陪我操勞了兩天才把竹林修成清幽的竹園。

廖雲山比我大八歲，很快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老師，得空敲敲園門隨時進來坐在我卧房外的花棚下跟我聊天。我們聊《三國》，聊《水滸》，聊清朝筆記，聊民初掌故，聊他的留英趣事。我向來尊稱他廖先生，他向來叫我小弟。我上初三那年廖先生還帶着他的女朋友來竹園喝茶吃糕點，我家廚娘漸漸摸清他們的口味，隨時做得出他們愛吃的點心，甜的鹹的中的西的都有。廖先生的女朋友姓孫，四川江安人，父親跟過傅增湘，家裏一大堆藏園老人的字，連孫小姐那手書法也是藏園體，只是下筆顧眄，盈盈自若，跟她的姿容一樣秀媚：長髮是烏墨，明眸是硯池，一臉胭脂暈是端溪佳石的韻致，「不勞顧二娘費心雕琢了」，廖先生一時得意誇口說。「她叫孫小胭，今後你就叫她胭姐好了！」

胭姐人美心善，總是細心體貼大朋友小朋友，我讀完高一轉到萬隆讀英校，臨走全靠她來打點行裝，綉花錦袋裏治傷風肚瀉的成藥叮嚀了三次還不放心，終於要在每包成藥上小字寫明藥效和服法才踏實。「都看清楚了嗎？」她問我。「看清楚了。」「吃了不見好要趕緊看醫生，懂嗎？」「懂了。」我去台灣求學那年廖先生和胭姐結了婚住在巴城，江干話別，胭姐摟着我哭了又哭，要我記得寫信報平安。讀大三那年深秋，我忽然收到廖先生來信說胭姐初患傷寒，遽轉骨癌，匆匆仙逝：「天妬紅顏，更妬好人，兩個月不到竟奪她而去，教我如何收拾殘生！」廖先生的信一字一淚，我在宿舍裏哭了好幾個晚上。一天半夜，我朦朦朧朧夢見胭姐來看我，清麗一身白袍徐徐飄到我眼前，她微微一笑美得像一尊白瓷觀音。「胭姐最是疼愛你，得閑到廟裏替她上香資福也好。」廖先生信尾說。我去了，台南那間小廟一片闃寂，我上了香燒了冥鏹坐在天井邊的石櫈上避雨，滿心是竹園花棚下胭姐慈美的笑影。畢了業我在新加坡越南雲遊了大半年才定居香港。一九六七暴動那年，一天晚上廖先生忽然摸到我家來，乍見我幾乎認不出他了，滿頭白髮，一臉憔悴，低沉的聲音吳腔的國語倒沒變。他說是我老家把我的地址給了他：「南洋最是傷心地，試試遷來這裏住幾年調調身心。」多虧廖先生的幾個戰前英校老同學替他在半山巴炳頓道安頓了住所，他的心情總算平靜多了。真慶幸他家道殷實，不愁生計，人生經歷喪偶大痛還有轉圜的空間，擇地養傷，另覓寄托。香港暴亂漸漸平息，廖先生平日靠兩件事情消磨時光：一是天天到西環一家老商號聊天吃中飯，聽說他家是商號幾十年的大股東，年年分紅；一是跟國語電影圈幾位老朋友交往，搜集資料準備寫一部中國電影史。他是電影專家，外國片中國片都熟，五十年代還投資拍過一部文藝片。那幾年他常常約我喝茶吃飯逛書店，說是一想念胭姐就想見見我解解憂。「竹園花棚下的歲月多麼靜好！」他說。「見了你我其實更惦念胭姐。」「她最疼你了，心疼你太早出外。」「我何嘗不疼她？」廖先生愛帶我跟電影圈朋友小叙，他說明星杜娟淡裝最像胭姐，都是四川人。我說頂多六分像，廖先生不服氣，送我卷宗裏杜娟一張照片，天台上白衣窄裙嫣然淺笑真的是胭姐！「我沒敢告訴杜小姐，」他說，「陰陽相隔，忌諱。」不料杜娟不久也亡故了。七十年代我客居英倫，先是聽說廖先生回南洋去了，不久聽說心臟病發仙逝了，葬在胭姐墓園裏。我放假回去拜祭，墓園幽篁參天，風一來盡是絮絮的耳語：他們團圓了。

2010/07/11

他說一九八八年學期結束離開加州蒙特雷，一些帶不走的零星東西動身前一天晚上都讓一個學生來搬走了。清晨行李擺進了汽車，他怕落了東西回屋再檢查一遍：「空空的房子，相處了兩年的地方，心裏還是有點留戀。人就是這樣。」他說那個小花園從來沒有去好好打理過，卧房外那個小院子天氣再好也從來不會坐着曬曬太陽，夏天月明星稀也不去乘涼賞月，反倒常常抱怨清掃落葉煩得要命：「現在要走了，」他說。「回頭看看，自己是不是成了工作狂了？」有一天，有個女學生告訴他說，她們幾個同學都覺得他教書儘管認真，人卻十分冷漠，「像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他說他聽了起初心裏納悶，教室裏他一向熱心講課，應該不算冷漠；後來再想想，學生說的也對，他從來不願意跟別人談心裏的話，什麼事都情願憋在心中。他說他七歲那年到上海住在七姨家，讀小學的時候有一位老師給他在紀念冊上題了這樣幾個字：「遺世獨立者，世之至人也」。這十個字對他影響很大：「對人談心事？太娘兒腔了吧？什麼事不能自己忍受？」他說他漸漸把心扉關得緊緊的，偶然喝了半瓶紅酒也許會稍稍打開一點點，酒一醒又緊緊關上了。

他是鄭仰平，我的朋友。一九七三我到倫敦英國廣播電台報到那年鄭仰平剛走，前一年走的，回香港出任香港政府翻譯組首席翻譯。他一九五○年在香港電台做事做到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在印度新德里電台當中文播音員，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在英國廣播電台工作了七年。電台中文科裏好幾位前輩都跟他很要好，都敬重他，老大姐劉霞跟我一起錄音的時候常常聊起鄭仰平，說他在電台苦練即時傳譯練了好幾年，後來拿起英文原稿不必筆譯可以即時用中文廣播，躲在監播室裏的同事先是替他揑一把冷汗，廣播完了又替他鬆一口氣：「 Y.P.不出一絲紕漏！」劉霞說。在倫敦，在香港，認識鄭仰平的人都叫他 Y.P.。我第一次見他就叫他 Y.P.。奇怪，英文字母這樣稱呼很順口，中國話叫「仰平」二字馬上過份親昵，鄭先生這個文靜得近乎木訥的人聽了一定嚇死了。林太乙跟我說起鄭仰平偶爾也叫他老鄭。有一陣子《讀者文摘》也寄些英文小品請鄭仰平翻譯，《文摘》每年春茗晚宴鄭先生有空必到。我接林太乙主編《讀者文摘》那年鄭仰平已經到美國教書了，沒空給《文摘》翻譯。我猜想他一定情願要他寫文章不情願翻譯美國雜誌的溫情小品：儘管是個滿心溫情的人，嘴上不說，筆下不寫，翻譯一定也不自在。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五年中英兩國政府開談判談香港前途期間，鄭仰平是英方傳譯大員，電視上報刊上天天看到他，名聲大得不得了。我那時候主編《明報月刊》，鄭仰平每期都看，我請他賞光寫些討論即時傳譯的文章他也寫了。「老鄭」已經紅火得快給追捧成「鄭老」了，隨便說一句話聽者一定聽出好幾句話，何況是親筆寫的文章，誰都會好奇拜讀。有一回一起打撲克牌我開玩笑跟他說：「 Y.P.你放個響屁人家都聽成交響曲了！」鄭仰平回我一張撲克臉。說「冷漠」似乎重了些。說鄭仰平這個人冷靜、淡漠也許貼切。玩撲克牌勝負關頭他絕對緊張，鎮定是裝的。我們一起跟金庸先生玩過幾次，查先生那才叫高手， Y.P.摘帽致敬。 Y.P.說喝半瓶紅酒會把心扉打開一點點，其實不然。我灌過他喝烈酒灌不醉他，談判桌上半絲咳嗽聲他都不洩漏！「老兄，難為你了，」我忍不住懺悔。「你交了損友上了賊船了，幸虧你真是○○七，真來個俏嬌娃恐怕也迷不倒老兄了！」鄭仰平那一瞬間好像有點飄飄然，兩秒鐘不到他走到陽台上點一枝烟抽兩口馬上又是鄭仰平。「果然是個人物！」牌桌上一位女士說。做個人物顯然也不容易，老鄭不久連烟都戒了，說是抽烟咳嗽，影響聲帶，說戒就戒。有一回大伙出去吃了晚飯回我家喝咖啡聊天，眾人進了電梯不見了鄭仰平，上到六樓電梯門一開，但聞樓梯那邊傳來踏實的腳步聲：鄭仰平一個人爬六層樓，他說吃太飽了運動運動。

中英談判結束了， Y.P.奉命公費雲遊四海，在歐洲各地和英國美國參觀考察著名傳譯學校，借鑑提高香港傳譯水準。我開 Y.P.玩笑說那是英國人調虎之計，怕他滿腹敏感材料留在香港不妥當。一九八七年離開了香港政府他還去加州蒙特瑞國際學院翻譯系教書，一九八九年又轉去台灣輔仁大學教了一年才回香港。那時候我還在《明報》總編輯任上，鄭仰平進《明報》跟我做同事，主編過英文版，擔當過督印人，好像也寫寫專欄。一九九五年我走了他也走了，我到公開大學當中國語文顧問，他到城市理工開課授徒。

永遠的白髮蒼髯，永遠的中音嗓門，歲數不大已然老成，歲數大了也不顯老，腰板筆挺，衣着端整，精神長年煥發，舉止長年篤定，鄭仰平是瀟灑的紳士也是風雅的書生。他的才華不耀眼，他的實學不淤滯，做人跟做事一樣，總是在禮貌的淡漠中流露適度的慇懃，從來不製造驚喜也不喜歡承受驚喜。一九八五年夏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邀請港督尤德和夫人到江蘇觀光，鄭仰平是尤德的翻譯，許家屯的翻譯是一位英語講得很好的中國女士：「你的英文是在哪裏學的？」他問她。「北京大學，」她說。「你沒有去過英國嗎？」「從來沒有。」「你知道嗎，你的英語倫敦口音很濃？」這位女士叫耿燕，副總理耿颷的女兒，來香港當過許家屯的外事祕書，後來成了鄭仰平老年的伴侶，帶他住到北京，新近給他編出一本文集，書名叫《不在香港的日子》。鄭先生今年八十一，當得起「鄭老」了。

1984年，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面，鄭仰平（後左二）負責翻譯。

鄭仰平（中）為趙*紫*陽和戴卓爾夫人作即時傳譯。

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會談，鄭仰平（前）是英方傳譯。

鄭仰平新書《不在香港的日子》即將出版。

2010/07/04

那位日本作家寫了好幾部英文小說。他說他很喜歡倫敦，劍橋讀完書在肯辛頓區租了一間公寓盡情消受老英京的春去夏來。他說那些紅磚老宅一家家竟然都爬滿青翠的常春藤，像仙女的長髮纏纏綿綿覆蓋天荒地老的情愛。他說他也喜歡倫敦的公園，喜歡大英博物館寂靜的閱覽室。後來寫了一部小說把這些風景這些心情挪到一九二三年的夏季營造開卷第一章的氛圍。我在肯辛頓有過一間公寓，跟他小說裏寫的那間一樣小巧。那年夏天我天天清晨在公寓門前的小樹園裏一邊散步一邊默想前一天晚上讀過的好書，三十分鐘後繞到樹園鐵柵右邊小路一家小餐館吃早餐。那年月似乎誰都還沒有高攀膽固醇，火腿煎蛋牛油鬆餅咖啡乾酪迎着朝陽散發人間最親切的色香，連侍應小姐欵欵的秀色都可餐。我天天坐在靠窗的座位。還有一位英國老先生天天坐在我的隣座，也靠窗。我看《衛報》。他看《泰晤士報》。老先生高高瘦瘦鬚眉盡白，長長一張臉只突起一角高山那麼高的鼻樑，老花眼鏡穩穩架在鼻翼上禁得起新聞紙裏渲染的八方風雲：「早，睡得香嗎？」他每天見着我幾乎都先說這句話，晴天加上一句「史考特小姐笑了」，陰天說「史考特小姐卸了裝」，雨天說「史考特小姐哭了」。史考特是電視上報天氣的小姐，清麗的玉臉嫵媚的眼神撩人的秀髮，全倫敦的老男人天天摸黑爬起來開電視消受她。「我們愛得專一，」老先生說。「像愛火腿煎蛋。」「還愛西紅柿，治前列腺肥大！」「還有鐵灰柳條西裝配棗紅碎花領帶。」

老先生聽了仰頭大笑。他夏天裏真的天天都穿那套西裝打那條領帶，襯衫倒是天天換洗，天天光鮮，袖扣銀亮得刺眼。我不知道他尊姓大名，他也不知道我是誰，隨便交談幾句，各自吃早餐看報。一個小時後不是他先走就是我先走，誰走誰都會撂下一句"have a nice day"。六月二十四日是施洗約翰節， Midsummer Day，那天老先生沒來吃早餐，接下來的好幾天也看不見他：「也許渡假去了！」侍應小姐說。「往年都是七月尾才出門，」禿頭老闆對着我說。「老頭是康拉德迷，去年他告訴我一九○二年仲夏佳節，康拉德給雜誌趕稿，不小心碰倒油燈燒掉《窮途》的連載稿子！」老闆說他沒讀過《窮途》。我也沒讀過。康拉德的小說我從來沒有喜歡過，求學時代讀《水仙號上的黑人》和《黑暗中心》讀得太辛苦，考試考得悲壯。康老頭一生拘泥，蕭伯納說他悶死人，羅素倒讚美他，說讀他的小說像坐在井底仰頭遙觀星星。七月中旬，小餐館禿頭老闆交來老先生給我的一封便條，約我七月十九日務必過來吃早餐：「我要介紹你認識一個人，一個你見了會很高興的女士。」上款稱呼「我親愛的中國朋友」，下款簽一個字："Ambrose"。安布羅斯的字寫得比一般英國人漂亮，小時候也許臨摹過習字簿，筆路順暢，字母綴合妥善，斜度也適中，規矩而見丰姿，跟他七月十九日帶來的中國女士一樣悅目。「詹妮，」安布羅斯介紹說，「失散了二十五年的老朋友！」那天我們聊得很高興，老先生說二十五年前他們是銀行裏的同事，她是外匯部新秀，他主管證券，天天一起吃午飯，人人都說他們像一對父女。「後來她嫁到美國去了，我差點自殺！」笑聲中詹妮瞟了他一眼細聲駡他沒一句正經話。安布羅斯七十多了，詹妮怕也過了五十，小橋流水江浙人，國語英語都說得很漂亮，月眉，杏眼，櫻唇，全是工筆畫，微帶栗色的頭髮綰起的髮髻也工整，遠看近看都飄着書卷氣。天下美人一大堆，帶着書香的並不多，東歐有一些，意大利法國我見過好幾個，江南一般都水靈，衣袖間揮得出學問的到底是晨星。詹妮說兩個中國人在一個英國人面前不方便講中國話最尷尬。「我非常樂意迴避，」安布羅斯欠身起立。「別逗了！」她把他按下來。「我真的不介意，」他說。「只怕你又要自殺！」她拍拍他的臉說。

真是一對雨後天晴的老相好。那天是安布羅斯請客，到了周末我回請他們吃午飯，還帶他們去逛舊書店，安布羅斯買了康拉德一封信札。詹妮很想多看中文書，安布羅斯得空總要帶她到我家挑選，讀完一批歸還一批再借一批。她說她外公早歲在上海寫鴛蝴小說，她父親開印刷廠印教科書，她在香港讀完中學才去英國，中文是家學，英文是師承，英文再好終究比不得中文親：「你一定想不到，我十來歲見過書法名家馮文鳳跟她學過書法！」膽瓶花落硯池香，這樣的民國閨秀跟安布羅斯談康拉德竟然也談得有板有眼，連版本都比他熟。八月裏安布羅斯說他們總算安頓下來，他天天清晨又到小餐館吃早餐，不吵醒詹妮，讓她多睡一兩個小時：「守寡五六年，一個人在美國謀生不容易，身上小病不少，回到我身邊正好養一養！」老先生一臉慈愛，幾乎真把詹妮當女兒了。他說他離婚也十八年了，早該結束孤單的日子。「真替你們高興！」我說。「謝謝你，我的朋友。」「中國人講緣，英文沒這個字。」「詹妮也這麼說，緣份勝過婚書！」那年冬天倫敦下了幾場大雪，肯辛頓一片銀白，我家門前小樹園裏的老樹都快禿光了，乍看陌生得要命。一天清晨，我在餐館門口巧遇詹妮攙扶着安布羅斯慢慢走過來：「奇怪，倫敦沒人種梅花，」詹妮說，「天這麼冷，江南蠟梅多清香，想死我了！」安布羅斯抿嘴一笑悄悄拂掉她呢絨帽上的雪花。

2010/06/27

五六十年代的老香港才有這樣的女子，下午三點多鐘到文華酒店咖啡廳喝咖啡，讀小說，一個人靜靜躲在靠窗那個亮堂的座位：濃髮蕩着月下碧湖粼粼的波光，兩簾長長的睫毛彷彿幼嫩的蓮葉深情呵護纖巧的鼻子櫻紅的嘴唇。那年我剛來太平山下這塊太平地，滿街是老家童年我母親我姐姐手中的鄭慧小說風景，拐一個彎往半山上走興許還看得到紫薇園的影子。繞過翠綠的兵頭花園沿着花園道走下去，皇后大道上匆匆掠過的更是戰前的張愛玲戰後的韓素音。「就在這邊過完體面寧靜的晚年也好，」一位老民國的老商人說。「上海是回不去了，台北再怎麼好遲早擋不住共產黨的炮火。」一口輕微上海腔英語流暢得不得了。晚宴上的英國殖民地官員舉杯祝老先生健康快樂。隣座一位穿湖藍旗袍的女士放下湯匙說求的也只剩健康快樂了：「我家廂房住着一家親戚，男的失業女的多病，一個寶貝兒子才五歲，你說還能指望天上掉餡餅不成？」坐在我身邊的海派作家壓低聲音告訴我說，多病的那個女人是當年上海的紅歌女，外號叫水蜜桃，媚得驚人：「穿旗袍那位女士更是老上海的紅舞女，如今做了紗廠老闆的偏房。」說氣質，說漂亮，誰都比不上咖啡廳裏讀小說的女子。也許剛過三十：好看得像山鄉裏無意中看到的一彎清溪，地圖上找不到；也像一本買不起的初版舊書，書衣秀雅如新，站在書架前摸一摸翻一翻都甘心。那陣子我偏巧接了中環一家銀行的翻譯差事，三兩天取原稿交譯稿的空檔裏總愛躲進文華咖啡廳歇歇腳，好幾回都看到她坐在同一張靠窗的座位讀小說。有一回坐得近，我瞥見她在讀毛姆的《魔術師》，猛然想起她的氣質有點像書中的 Margaret Dauncey，受邪術蠱惑拋棄未婚夫嫁給魔術師的美女，亦貞亦淫，要生要死，從巴黎折騰到倫敦，終成寃魂。她放下小說淺淺呷了一口咖啡點了一枝烟慢慢抽了幾口拿起小說接着讀。窗外天色暗了，我收拾文稿會了賬匆匆走出咖啡廳。那年年底翻譯差事結束了，我到德輔道一家洋行上班，文華咖啡廳不去了，魔術小姐不見了，公餘我埋頭讀遍英國傳記作家斯特雷奇的書。

寄居在那樣昌隆也那樣清寒的老香港，我和我周邊的友朋一樣，抱的都是過客的心情，萌芽的志向似乎都消磨在猶疑徬徨的陰影中。謀生不容易，搖筆賣字的日子越長越露出自己底子太薄，本領太小，僥倖坐得穩一個又一個的位子，那是巧合，不是才情。晚宴上那個海派作家說人生陰晴圓缺上天自有安排，爭是白爭，謀也白謀：「那是多麼高深的玄學，我們不懂，」他說。「老弟，千萬記得隨遇而安四個字，運程好的時候遇到巧合的事情你不妨高興，夠了！」涼薄的際遇交融着溫熙的邂逅，安份的生涯裏我偏巧又消受過不少萍漂的恩惠，老來回憶，不無感恧。破廟裏一位和尚給了我一盆桂花要我擺在陽台上供養，他說養花恰可養性，養性而後養家：「今天早上花農送來的盆花無端多出一盆，剛巧你來了，是你的了！」書店裏結識的一位退休老師和我成了好朋友，他給了我一座擺放大字典的陳年木架，說是站着查字典可以讓全身筋骨多活動，省得伏案太久傷健康：「我用了幾十年，如今老了用不着，你不嫌舊就送給你保健！」閻先生是老北大，一口京片子很好聽，言談間不吝糾正我的國語發音，多年後我去考倫敦英國廣播電台的招聘試，他的教誨湊巧都用上了。

一個禮拜天早上，我在中環巧遇閻先生，他說有個老朋友想放掉一批祖傳文物，約他今天上去幫着整理清單：「都是值得觀賞的古董，那麼巧，碰見了，沒事你不如跟我一起去長長見識？」閻先生那位「老朋友」也七十老幾了，姓夏，閻先生稱他老爺子，住在半山一家名校隔壁，聽說家裏有個離了婚的女兒和兩個老媽子相陪。夏老先生非常好客，人又風趣，早歲留英做過新實驗主義哲學家艾爾 A.J.Ayer的學生，學成回家繼承進口西藥的家族生意，大陸易幟南來香港當上幾家洋行的董事，清閑得很。老先生說年紀大了，祖傳這批東西不處理不行，香港紐約兩處買家都在談：「整批賣，不零售！」「真捨得不要了？」閻先生問他。「又不是美人，還抱着取暖？」「不留幾件給千金？」「她媽留下的首飾夠她折騰半輩子了！」兩大古董櫃子裏的古董一件件都裝了錦盒貼上中英文標籤，閻先生負責一盒盒打開來核對編號抄進清單，我當閻先生助手，把他登記妥當的古董放回錦盒順序擺回大櫃裏。官窰瓷器不少，三代到兩漢的青銅器也多，還有宋元明清古玉擺件掛件近百盒，元明兩代剔紅漆器都是大盤大瓶的稀罕藝術品，二三十件都帶年款。「是家父一輩子的心血，」夏先生說，「一九四七年寄存在上海外資銀行保險庫裏，不然共產黨來了未必出得了境。」我們在夏家忙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完事，真是長了大見識了。喝下午茶聽夏先生聊天的時候門鈴響了兩下，一陣香風吹進來的是夏家小姐，濃髮蕩着月下碧湖粼粼的波光，兩簾長長的睫毛彷彿幼嫩的蓮葉深情呵護纖巧的鼻子櫻紅的嘴唇：文華酒店咖啡廳裏讀《魔術師》的那個人！她打了招呼坐在父親身邊拿起父親那杯咖啡淺淺呷了一口。「嚐一塊蛋糕？」夏先生問她。「剛在外頭吃過了，」她說。「文華咖啡廳！」我脫口接茬。夏小姐睜大眼睛盯了我半晌：「我們見過面？」她笑着伸手給我：「叫我喜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