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OK先生胡洪侠在《香港淘书记》里提到董太太康蓝女士，我们才窥见一丝进入董桥日常生活的缝隙，《英伦忆往》作者的这部作品也顿时引起了我们许多的遐想：董桥的文章里有太多太多的英伦旧事，我们能否从董太的这部作品中侧面发掘他作品内容之外更多的生活和交游细节呢？遐想和期盼是一回事，找不找得到书是另一回事。董太这本著作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初版于台北圆神出版社，时至今日早已十分稀见，别说国内最大的旧书平台孔夫子旧书网遍寻无着，即使用上今时今日网络爬虫似乎无孔不入、堪能上天入地的搜索神器 Google，能找到的此书靠谱信息也是寥寥无几，这就更令遐想者徒呼奈何了。既然购藏原书已然势不可得，退而求其次，就满足于读读书中内容罢，虽然这远远不能满足一个有买书藏书癖好之人的占有欲。心态这么一折衷，目的倒是容易达到了，国家图书馆一搜索，此书跃然入目，似乎近在眼前了。只是，寻书心态一折衷，读书的欲望似乎也随之折衷了，此书既然就在那里，随时都在那里，随时都能去那里读到，这边厢倒是缺了点即刻起而读之的行动力了。这，或许就是有淘书藏书癖者的怪诞特征了，寻书觅书主要是为得而求，至于读则无论如何只能屈居次席。国图此书的索书号于是就在小纸片上搁置了好久好久。

直至昨日，一朋友去国图查资料，才突然又想起此书，把记有索书号的小纸片给了他，托他复印。昨晚终于拿到，有了却一桩心事的感觉，却没感受到太多的喜悦，想来这是藏书癖大于读书欲所致，如若原版真本到手，快感想必大得多。急急翻阅此书目录和部分篇章内容后，发现董太果然和夫君董桥一样，都很少谈及另一半的对方，关爱溢于言表处也多止于一双儿女。倒是重读董桥为此书所写序言《<忆往>的忆往》，比起往昔在《董桥序跋》一书里读此篇时，读出了更多的家庭夫妻之情。董桥作序之时，回忆往昔人生中分量颇重的英伦一段举家旅居岁月之不易，感情满溢诚属自然；我在董太此书内重读董桥这篇序言，却能读出比以前更深的情感，只怕却是因了董太此书就在眼前，使我终于能把董桥和他的家庭拉回到了人间“有雷有风有雨有莫测”的苦厄面前，看待作为生活中人的董桥自然要比古董文玩典丽华章里的董桥有血有肉有感情得多。

*对此书感兴趣者可到我的相册看看此书目录书影。

《钓客清话》原名 The Compleat Angler，作者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生于十六世纪末，是生活在十七世纪的古人了，此书是在1653年他六十岁时才初版的，其后在沃尔顿仍在世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就已接连出了好几版，到1676年出第五版时，原文章节已由最初的十三章扩展到了二十一章，并增添了另外两本同类型的著作作为一个新增的第二部分（甚至第三部分？）的内容。此书原名看似以钓鱼为主题，谈的却并非垂钓的技巧，而是关于垂钓的哲学，以及垂钓中体现的做人的理想和境界。所以，对钓鱼本身不感兴趣的人，却不一定就不能成为此书的读者，事实上，此书出版数百年来，风行不衰，单靠钓鱼爱好者的喜好是撑不起这个规模的，其中也还包括了众多并不爱好钓鱼的读者。相比于此书的内容，恐怕更多的人是被此书的文笔和意境所打动。写《伊利亚随笔》的英国著名散文家查尔斯·兰姆说他从小就喜欢读《钓客清话》，说书里的一切都是活的，鱼都有性格；鸟与动物，和男人、女人一样有趣，且都散发着一种天真、纯洁和质朴的心灵气息。

关于沃尔顿的这部书，董桥在他的不少文章里提到，而最专门的一篇是发表于2007年的《沃尔顿的幽魂》，此文后来收到了《绝色》这本集子里。在文章里，董桥除了介绍沃尔顿的轶事和这本书的内容外，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提到的关于这本书的一些版本，主要是他已得到的一版英美共限量发售一千六百部的"a beautifully printed Nonesuch edition of 1929"的"The Compleat Walton"和得不到的一九三一年 Arthur Rackham 画彩色插图的版本。而当我随便以此为关键词去 google 时，不得不再次感叹网络世界的力量，和 google、ebay 的伟大，只因这两部书就这么轻易在网络中显现出了庐山真面目，虽不能亲手摩挲，到底是亲眼见到了。

1929年版在此拍卖，标价360美元，董桥那部编号是1206，拍卖中的这部编号则是1336：

而1931年 Arthur Rackham 画彩色插图的版本在拍的反而更多，起码找到四五部（1，2，3），售价换算人民币从五六百到一千多不等，似乎也不算贵。

1.The first trade edition is the first edition that is sold to the public - the one found in stores. In many cases the first trade edition is the first edition. But sometimes publishers make special deals and sell specially signed and limited editions for friends of the publisher, friends of the author, or high end specialty publishers like the Easton Press. Quite often in those cases the first edi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special signed/numbered edition, and the one sold in stores is called the first trade edition. [原文出处]

2.When a publisher applies the term "first trade edition" to a first printing copy of one of their books, they are signifying that the printing is the first copies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for purchase. The reason being is by applying the "first trade edition" term to the printing, they are signifying that a previously limited edition copy of the book has already been printed an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 usually as a short printing run of a series of numbered copies that may or may not be signed by the author exclusively for friends of the author or in some cases as premiums to club members of that particular publishing house. Generally these copies are not printed for the general public for purchase.

Therefore, these special short run printings would be considered the true first printings (or true first editions) and the "First Trade Editions"considered the first printing (or first editions) issu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at large.[原文出处]

更多版本知识，可参见Wikipedia:Edition(book)

Cosway binding 是以十八世纪的英国袖珍人像画家 Richard Cosway（1742-1821） 的名字命名的，但其实这项装帧技术基本与他无关。1902年，时任莎乐伦书店经理的 John Harrison Stonehouse (1864–1937) 发明了这种书籍装帧技法，他请人在小片象牙上绘上袖珍水彩画，然后镶嵌进制作得很漂亮的皮封面里，并用透明玻璃防护在象牙片上。作为经典的 Cosway binding 书，必须由三个因素构成：由 John Harrison Stonehouse 设计发明，袖珍水彩画必须是出自 C. B. Currie 小姐之手，而装订工作则由 Riviere&Son 公司完成。有人认为，Stonehouse 发明的这种装帧技法能够成功，有不小的原因是靠了他所雇请（一说是 Riviere&Son 公司雇请）的 Currie 小姐精巧娴熟的绘画功力。据统计， Currie 小姐为超过900个封皮画了数千张袖珍水彩画，为了其中的某些更为奢华的版本，她绘制了更多的肖像，有时还包括风景和其他主题的画。而 Stonehouse 又专门邀请了 Riviere&Son 公司这个活跃在当时的最好的装订工坊之一来装订完成这种书籍，这一举措无疑也是保障 Cosway binding 书籍品质的一个重要元素。

Stonehouse 发明的这种装帧一开始并不叫做 Cosway binding，这一名称是到1909年才开始被叫唤起来的，可能是因为独具特色的袖珍水彩嵌画的作者 C. B. Currie 小姐一直忠诚地模仿 Richard Cosway 的细腻的袖珍水彩画技法，故此人们便以此联系了起来。

1911年以前所出的 Cosway binding 没有作任何特殊标志，人们只能通过 Currie 小姐绘画的风格来加以确认。而到1913年为止，人们则有了明确的判断依据了，因为扉页上有了编号限量的说明数字以及发明者 J.H.Stonehouse 和绘画人 Currie 小姐的亲笔签名，同时书的封皮开边上通常烙有金纹的字句诸如“Bound by Riviere & Son from Designs by J. H. Stonehouse” and “Miniatures by C. B. Currie.”等。

Cosway binding 既然获得了成功，自然会有其他书商存心模仿以便竞争这个市场，但没有一家的袖珍画水平达到 Currie 小姐的程度，所以他们制作出来的类似书籍只能被人们称为“Cosway-style” bindings。正品的 Cosway binding 通常都很昂贵，而“Cosway-style” bindings 则相对便宜许多。

* 文中示例图片来自 David Brass Rare Books。

*相关资料：
1.Cosway Binding by Bibi Mohamed
2.AbeBooks:Cosway Bindings
3.董桥：《买一本镶着油画的书》，2007年10月28日。

昨天在学校的海晴特价书店拿了两本，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和吉姆·麦克盖根的《文化民粹主义》。今天收到了孔夫子旧书网上订购的卡尔·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真薄，才一百页出头，书是越来越不便宜了。前几天还有一本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孔夫子上随手拍下的，其实没什么用。

这几天没怎么看书，倒是看了不少片子，我真的很容易心神不宁，被外物所左右，人家都是心神修炼向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而去，我倒是离得越来越远的样子，心志脆弱，心浮气躁。回到片子上来，连着看了两天黄晓明和王珞丹的连续剧 33 集的《暗香》，同学佩服我竟能津津有味，其实我看什么片子都能津津有味，纯粹看热闹，不爱找破绽的。还看了王家卫老片《堕落天使》、台湾青春片《渺渺》、韩国的《西洋古董洋果子店》、成龙新片《新宿事件》、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破绽》、保罗·范霍文执导的《黑皮书》等。觉得《破绽》和《黑皮书》里的女主角扮相都挺漂亮的，前者是 Rosamund Pike，后者是 Carice van Houten。很喜欢 Rosamund Pike 挽起头发的样子，有种冷艳的高贵，原来她以前曾当过 007 系列里《谁与争锋》的邦女郎；Carice van Houten 眼睛很好看，笑起来很有调皮的味道，除了《黑皮书》，她还和汤姆·克鲁斯演了《刺杀希特勒》，两个片子都和纳粹有关。

比如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在孔网上一搜，结果中去掉最便宜的那个盛世情书店（我问过了，没货），去掉明明卖光了却依然显示到结果里的条目，剩下的最便宜一本标价是42元。而在淘宝上，标价40元以下的搜索结果中，去除一个显示有货而联系后却告诉我断货的，其他的竟然是提供复印本，40元以上的没再问，看内容估计也是复印本吧。豆瓣上的两个二手转让信息其实是同一个，提供的是图书馆版的影印本，标价直接是45元。看得我真是不爽，一不爽是正版实体书由于稀缺而被书贩子抬价，但这没办法，物以稀为贵是生意法则，只能怨自己穷，二不爽是针对那些赤裸裸高价提供复印本的，这些人真是“生财有道”，把复印本都弄得这么贵，真以为买不到正版书，连复印都来源稀缺吗？这才是赤裸裸的奸商行径。

我也就是怪癖了，看书喜欢尽量是自己买的，图书馆的或向别人借来的读起来都觉得不那么爽利自在，复印本心里也会有疙瘩，所以才满世界找原书来买。结果稀缺难买的书果然很难捡便宜，妄想捡漏基本很难。但也不想老当冤大头，虽然买书藏书本就是你情我愿、愿者上钩的事。记得上回为了那本《现象学运动》可是狠心花了90元向某个转让者买的，那书现在也属于复印销售的珍品啊。

目前正在寻找的书有：

•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
•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
•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
•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佩里·安德森那两本书完全没找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原来还有一个更早的人民出版社83年版。

最近难得专心搞点学习，找国外资料的时候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一些觉得可能有用的专业书都没有中译本，学校图书馆的外文原版又不多，国图一查倒是有许多，奈何大多是基藏库存放，最多是闭架阅览，外借不了，实在让人郁闷。于是有心想找找购买外文书的渠道，看有没有运费便宜、寄送快捷又方便用人民币支付的。最后倒是发现两家不错的代购，不过运费便宜点的吧邮寄时间长，邮寄快的吧运费便宜不了，到底还是没有两全齐美的。两家代购都是代购亚马逊的，分别是：

1、轻松亚马逊： http://www.amzease.com

轻松亚马逊(AmzEase.com)是与亚马逊美国(Amazon.com)合作，由其提供实时商品数据而建立的一个强大的专业中文化 Amazon 购物平台，于2008年成立于美国南加州，致力于为广大中国消费者提供方便快捷低价的美国商品代购服务。

这个代购网站不错，平台做得简单易用，数据库又能接上亚马逊主站，而且新书和二手书都一样能买。今天向老板咨询了一下，从下单到书入手，最长也只需10天左右，平常只要5—8天，够快的了。因为他们的寄送是与中国邮政 EMS 美国业务部合作，宣称可以提供业内速度最快费用最低可全程跟踪的国际特快专递服务。但运费也相对贵了不少，根据我与另一家代购的对比，一本一磅多重的书，他们的运费差不多是另一家是两倍。

2、Amazon超市：http://shop35459585.taobao.com

这就是上面所谓的另一家，淘宝上开的店。免代购费，运费5美元/磅。书籍到货一般是3周左右，时间感觉就较长了，而且只代购新书。不过优点就是因为运费较便宜，同样的新书买来总价就比上一家便宜了，如果有耐心等3周的话。

其实现在好多国外书店或网上书店都有提供国际邮购业务，国际信用卡也并不难办，但我这种一穷二白、少见世面的人还是跨不出那国际化的一步，还是希望有人提供这种业务的本地化服务，让我能以最简单的中文化购书方式就能买到外文书。其实我最希望的是亚马逊的中国子公司卓越亚马逊能够借着母公司的便利条件提供外文书业务，本来是看起来就很方便的自家内部业务分配，不知道为什么不做，可能这其中牵涉到理不清的财务问题吧，还有利润问题。以我简单的思维，觉得如果卓越做起来应该能以更低的成本赚到比这些个人代购更高的利润吧。也许是我考虑得太简单了。

感觉到买外文书今日依然贵且不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起民国时代一些学人，也许是看到叶灵凤的《读书随笔》里有那么多对外国文学名著的品评，也许是想到当时内山书店可以允许人们赊账买书，还有印象中隐隐约约记得的似乎有许多当时的其他学人写到的在某某书肆淘到外版书的故事，于是才有这样的错觉，一度感到那个时代购买外文书似乎比现在还容易。这当然确实是错觉。不过当时的外文书业倒也是一度繁盛过，看两段史料：

上海最早的外文书店是1870年英商开设的别发书店。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成立后，设有西书部。以后，国人开办销售外文的书店有：大华杂志公司、中外书局、东亚书局、世界书局、中外科学书社等。外国人开办的外文书店有：内山书店、金星堂、至诚堂、乐善堂书局、璧恒公司、派立贡书店、伊文思书店、中美图书公司等。1932年创办的龙门书局翻印原版书。据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资料，30年代的上海，中外书商先后注册登记经营外文书的有近百家。

19世纪中叶,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在中国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开始出现专门经营书刊进出口业务的机构。 在初期， 这类机构多由外国人开办，主要供应外国人和高层知识界人士的需要。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上海凯利书店、伊文思图书公司、别发洋行、俄国人开办的舰队书店、法国人魏智在北京设立的法文图书馆等。 日本人内山完造开办的内山书店， 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中国民族资本经营书刊进出口，首推上海商务印书馆。 它于1914 年开始进口外国书刊，并在书店门市部发售。之后，上海有中美书局、中央书店、万书局，北京有秀鹤书店，天津有天津书店，经营书刊进出口业务。抗日战争时期, 经营西书业者稀少，只有重庆内外文化供应社，不时从香港和印度加尔各答运进少量外文书刊。

这两段只是简单介绍了清末到民国时期书店和书刊进出口贸易的一些情况。我刚才搜索了半天，很想找一篇关于民国时期外文书来源的专门考察文章看看，可惜没找到。

午饭后闲坐纳凉，特意从书堆中间拣出一本《钟的秘密心脏》来翻，书名看着挺奇特，其实是拿了书里一篇文章的标题来用，这书的副标题才揭开了它的真面目：“二十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选”。书名所采用的标题文章则是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所作，是为作家在1973年—1985年间写下的札记、断想片断集成的一部格言、随笔集。

因了书名之故，我也就特意翻了卡内蒂的这篇来看。说是札记、随笔，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条条的格言，而且是再三揣摩也未必能领会的的一些格言，反正除了少数几条我读来若有所得外，大部分都可说是不知所云。由此我深刻觉悟，如果一个人坚持自说自话、点到为止，他人是很难做到真正的理解的，于是我再次觉得几年前读过的那本《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真的很深刻。

试举几条格言为例：

在他身上一部分变老而另一部分尚未诞生。

这是指人的成长或成长的人吗？似乎每个还活着的人都可以套用这一句。

分号的梦。

我承认我完全搞不懂这四个字连在一起表达的意思。是指梦在时间里没有先后之分，全都是并列地具有平等的意义吗？

在文学中留下许多未说出的事物是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辨别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家所知道的多于他所说的，这样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的而是智慧的标志。

我不能想象有比一个曾经知道说许多事物而在晚年却陷入沉默的人更痛苦的景象。这并不是指智慧的沉默，那种在责任之外能保持安宁的沉默；我指的是当一个人回首往事并感到一生的努力仅为徒劳的失望的沉默，我指的是比起过去曾是的一切生命在老年并没有成为更丰富的沉默。这种晚年将不拥有什么，因为它感到被削贬，而不是扩大。

这两句在文中并不在一起，我放在这里一起举例是觉得它们算是有点关联的，虽然前者似是对作家的建议，后者则是对人的一生价值的最后情状的判断。

如果你旅行更多，你知道的将更少。

为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们所知的增长见识的惯常方式。

一个人将通过赞美去辨认他不是什么。

辨认一个人不是什么比确认他是什么应当会更容易，前者可以是不完全的，后者则可能需要更全面。赞美是否意指对一个人某些方面的肯定，能肯定的只是片面，于是还有许多他所不是的内容。

我将永不可能只存在于一种语言里。原因在于我如此深地被德语所束缚以至于我总是感到在其它语言里也必将如此。

如果将“我”指认为卡内蒂本人，从他的平生经历来看或许能帮助理解此句。卡内蒂因早年的辗转流离而懂多种语言，他的第一语言是Ladino，也称Spaniol，是一种源于西班牙Sephardim时代的罗曼斯古语言。他的第二语言是保加利亚语，第三语言是英语，第四是法语，第五便是后来用来写作的德语。他后来定居英国，但终生使用德语写作，这种情况使得他很难被归属，造成的结果是：英国文学史少有对他的评价，德国文学史也没有为这个人留下位置。甚至在他1981年摘得诺贝尔奖时，授奖辞只好写：“卡内蒂，这位萍踪不定的世界作家有自己的故乡，这就是德语。”

你是否可以触及你的早年生活而不受到惩罚？

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可否为，你能否不为你早年的生活感到后悔？惩罚可能代表自己对过往生活的自省和审判。

不多举了，所有的格言基本上没有敢确定是能理解的。有人评价说，卡内蒂即使说故事也有一种哲学和格言的力量。即使在他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著作《群众与权力》里，他使用的仍是一种比喻和警句格言式的表述。这样的表述运用的不是明确的理论概念和分析，传递的也不是显白的知识。它要调动读者自己的想象和释义。卡内提的群众“理论”因此也被称作是一种诗学或者诗性人类学。

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已有中译本，由新星出版社于2006年引进出版，分别是《获救之舌》、《耳中火炬》、《眼睛游戏》，分别记述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青年时代的生活和中年时代的生活。

目前《单行道》的完整中译本有两种，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士勋译本，即我买的这本，另一个则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才勇译本。据豆瓣上读过的人介绍，前者的翻译质量应该会比后者要好。而对于这一本书而言，不谙原文的读者对译本的辨别挑选显然很有必要，因为这是这样一本书，它的“语言晦涩，寓意深邃，往往令人反复咀嚼思之再三仍不得要领”，它“虽然篇幅不大，却要求你拿出高度的耐心和全部智力才能发掘出文字的底蕴”，它的作者本雅明“不但惜墨如金，喜欢使用冷僻词汇，而且在有意无意中不时地做一些文字游戏。读者一不留神，便会落入他的文字‘圈套’之中”。即使对德国学者来说，这也是一本艰深的著作，何况我们这些只能通过二手文字来理解的读者。

关于“单行道”这个书名，本雅明的好友、《本雅明选集》的编者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在导言里作了解释： “他的哲学兴趣针对的完全不是无历史的存在，而恰恰是在时间上最确定的、不可逆转的事物。因此题目叫做‘单行道’。”

在《本雅明的<单行道>》一文中，阿多尔诺进一步介绍了本雅明的这一著作，认为它“不是像人们草率地一翻就认为的那样是一本格言书，而是一部思维图像集”，“《单行道》中的片断……更像是胡乱涂写的画谜，而不是对语言难以表达的事物用譬喻描述的咒语”，这种形式想要“找到一个层次，在那里，精神、图像和语言互相联系在一起”。阿多尔诺认为，这本书令人震惊之处就在于它的技巧，“思维放弃了一切精神组织的安全假象，放弃了推导、结局和结论，完全听凭运气和冒险去依靠经验并击中要害”。之所以采用这种技巧，是因为本雅明试图从错综复杂的现代主义及其社会中的理所当然的事物中揭示出它们荒诞的本质，要使思维变得强有力进而冲破现代的神话，“不是因为哲学家本雅明蔑视理智，而是因为他希望唯独通过这样一种苦行才能再现思维本身，而这个世界正准备将这种思维从人们的头脑中驱赶出去。”虽然也许现存事物已经占尽优势，《单行道》一书却展现了一种“即使没有希望，也应该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的意志。阿多尔诺最后不得不承认，《单行道》中的见解恐怕“只有凭借客体的衰落，直到自身彻底地熄灭”才能被认识到。

对于这本书的意义，阿多尔诺认为下面这几句道尽了真相：

她坐着，无可奈何地举起双臂，伸向一个她永远够不到的果实。尽管如此，她却是有翅膀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了。

这是本雅明在书中关于安德烈·皮萨诺的“斯佩斯”浮雕所作的几句说明。

周六是早就相约好去朋友的居所聚餐的，随身带上了一本刚买的书——《厨房里的哲学家》。这是我的习惯之一，要到某个场合时，会随身带上一本可能与该场合气氛匹配的书。这次聚会与做菜吃饭有关，此书最为相宜。

我是在读日前所购林行止的随笔集《我读我在》时知道此书的。在一篇题为《食神沙华利》的文章里，林行止介绍了这本饮食圣经的作者——布里亚·萨瓦兰（林译沙华利）。恰好同一书摊上就有此书中译本，所以隔日我便特意去带回了一本。据封底文案介绍，罗兰·巴特也对此书情有独钟，专门写了《明室》等篇章分析此书，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锺书、徐志摩、林徽因等都提过到此书及其作者。

萨瓦兰（Jean-Anthelme Brillat-Savarin,1755—1826）其人经历也算颇不寻常，出身于显赫的律师世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年当过国会议长，后来在巴黎又当过法官，1792年二次革命后罢职回到家乡贝里（Belley）当过市长，再后流亡瑞士洛桑，转又移民美国依靠演奏小提琴谋生，是当时美国唯一职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1796年才被允许回到法国，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专心为世人奉献了这本美食之书。这本在他死前两个多月才出版的书却使他得以名传后世。

萨瓦兰一开始还下不了在其生前将书付印的决心，他在谈话中对朋友表示，“这本书是经过长时间辛苦努力和研究的成果，我害怕人们只看我书的标题就把它误认为是一本琐碎无聊的读物”。——事实上，我在书摊上初次看到此书时确实就是如作者所担心的那样以为的，若不是读到林行止一文，怎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一本名著。萨瓦兰对他的这本书是充满自信的，他在前言里描述了他为避免此书枯燥无味而做出的努力，如，介绍各种学问时只求点到为止，尽量在书中不时插入一些自己的鲜活经验，去掉了容易引起争议的案例，等等。所以，当他揣测读者可能会指责他的讲述风格过于海阔天空、喋喋不休，插入太多人情世故或自传时，他自信地表示，“当您看到我在人生后三十年沧桑岁月中一直保持成功时，保证您自己会回头看那些前面略掉的内容的。”我们知道，他引以为豪的最后成就正是穷其最后三十年之功留下的这本美食圣经。他甚至表示，宁可停笔不写作也不能让人们认为他的书是由“编著”而来。在前言的最后，他表达了强大的自信和自负，表态拒绝读者可能的对话，他说：

如果我在著作中用单数第一人称“我”来称呼自己的话，读者可能会认为我是与他们进行对话，从而可能会向我提出问题、与我争辩、甚至怀疑和嘲笑我。因此我披上了“我们”这一坚硬的铠甲，我变成了教授，让读者变成了哑巴。

本人是神的使者，读者宜洗耳恭听。

我想，这种表态不应使我们感到萨瓦兰的固执己见，而更是作者对自己这部最后心血因患得患失而起的一种保护心态，所以他才会对劝他尽快出版书稿的朋友说，“作者的道路有时平坦愉快，但也有时充满荆棘，这些困难还是留给我的继承人去应付吧。”“我的继承人！我的继承人！我听说死者的亡灵习惯于在生者的赞美声中得到慰藉，我想把这个福气留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

自然，这本书带是带着了，却是没在朋友家看的。除了专门的读书时间，很多时候带着的书都不会用上，带书只是为了满足一种心理上的需求，像是一种安全感，有了它，仿佛在任何场所便能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般，多年的与书相伴，似乎便多少养成了一种对书的信心和依赖。一书在手，天下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