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着看了几本闲书（似乎一直都在看闲书 😯 ），每看完一本都觉得心里轻松不少。虽说淘书至此已不仅仅是为读书而淘，毋宁说更多的是一种趣味、一种有瘾的习惯，然而，书多了却也不免在心里给自己增加了不少负担，有点像是心理暗示，催促着你去读一些，去消化一些，书债的感觉也就油然而生了。况且，买书的同时，我还时不时地不忘从图书馆再借一些回来，尽管不是有意识地特意去借，而只不过是在馆里瞎逛的时候偶然看到感兴趣的才拿下来的。总的说来，我目前对书的态度主要还是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出发的，淘书的时候尽管有点不可自制，但淘的书至少还是以我想读愿读为前提的，还不是那种所谓藏书家或书贩子之类只光顾着是否稀罕的书值钱的书版本品相值得收藏的书的挑书原则。也正是因为没到那种地步，所以才会给自己不自觉地施加尽量多读点书的压力。

越是看书越觉得好书真多，以前怎么就看得那么少呢。想想我的大学四年，想想我的研究生三年，那些时光都消耗到哪里去了呢？怎么居然浪费了这么多读好书的光阴。其实答案我心里清楚着，不就是被那些该死的网络小说霸占了嘛。本科的时候，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泡机房，自己没钱买电脑，其实几年泡下来的钱远超了，另一件是把学校租书铺的书几乎看光了，书太少，似乎也没占用多少时间，另外时间的不知用到哪里去了。研究生的时候就是网络小说的天下了，因为通俗武侠和科幻等已经无法满足。不知道怎么会突然就失掉了对网络小说的兴趣，仿佛在某个时间突然咔嘣一下，把兴趣就这么斩断了，以致我现在尽管提到它，也没有任何冲动再打开起点中文网去瞧一眼。人生体验果真玄妙得很。

难得看一本小说（似乎应该算是小说吧，其实很哲学），是德国作家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确切地说，是六个人的不同生活态度体现出来的六条人生之路，这六个人分别是：浮士德、唐·璜、哈姆雷特、唐·吉柯德、梅达尔都斯和亨利斯。浮士德想要在思想中求解万物存在的理由，唐·璜则用肉体的实践和欢愉感受生命的意义；哈姆雷特总在思考却怯于行动，唐·吉柯德则不懂思考而冲动行事；梅达尔都斯心灵被魔鬼遮蔽，始终在试图寻找自我，亨利斯则胸怀世人，反而不曾寻找自我存在的基础。这六人各自行走在通往斯芬克斯的道路上，然而单独的他们都只是对巨大问题的片面的解答，因此他们都无法独自求解，幸好殊途同归，他们都走到了斯芬克斯的面前，结合众人的答案，才是完整的回答。作者最后给了个perfect ending，感觉多少有点消减了整部小说的魅力，人生之谜的答案岂是简单的综合便可得的？不过，前面对六个人六条路的描述，确实是非常哲学的方式，这部小说还是蛮有意思的。虽然感觉有点不像小说。

《余墨集》是英语专家陆谷孙的非学术文章集。其中又能见到陆灏的影子，自序里说是陆灏率先创议把这些文章结集成册，并做了前期的搜辑工作的。不过想到要看这本书却是因为其中的一篇悼念钱钟书的文章《“灵光隳矣”》，偶然的机会下在这本集子里翻到。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书名是钱钟书题写的，结果书出以后却被陆灏拿去作为面见钱钟书的“叩门砖”，他自己却反而无缘得见一面了。钱钟书虽不是专门的翻译家，不过其翻译盛名却是不胫而走的了。前天去地坛书市就曾看到一本旧书似乎叫《中国翻译家辞典》，特意拿起来翻到“钱”姓处，果然有钱钟书的介绍。我买的《容安馆札记》里就有极多外文，据说是多国语言夹杂，基本是没希望看懂了，不过由此景观上也可窥见钱钟书在外文方面的厉害。陆谷孙无缘做他的学生（似由徐燕谋推荐过），却是让杨绛点名校对三联版的《管锥编》，其中的西文翻译，让身为英语大家的陆谷孙犹自惊叹不已。《余墨集》中的其他文章也都不错，除了“师友忆往”中可见对不少前辈人物的深情回忆，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随笔，涉及莎士比亚研究、英国文史、文章序跋、演讲通信等，在广泛的题材间却又能发现其英文专业的本能贯穿始终。对外语学习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一读，吸收点前辈的经验之谈。

钱文忠近来非常火，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主讲的“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讲得很好。我没看过百家讲坛，不是通过这个渠道知道他的，可能是更早以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看到对他的介绍吧，印象中是一个有钱的教授，并且有钱不是从教书中来的，提倡过一种精致的生活。仅此而已。今次会注意到他，却是因为前一阵子迷上的上海书店出版社那套小32开精装本中有几本是他的，所以又注意到了这个名字。而手上的这本却又不是其中之一，不过书名确实很玄乎——《末那皈依》。是个很佛教的名称，“末那”据查，是

“大乘佛教瑜伽派八识中的第七种识。梵语manas的音译。意为意或思量。它是一切轮回的根源，因为它恒缘第八识以为自我，构成众生意识或潜意识上的我执。同时它也是第六识的根。大乘百法明门论：第一心法略有八种：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七末那识﹑八阿赖耶识。”#

钱文忠在后记中说，这里只取其“精神”之义。“皈依”则除了本身的意思外，还因为他“自己很喜欢李颀《宿莹公禅房闻梵》的‘始觉浮生无住着，顿令心地欲皈依。’”所以，整个书名的意思就是“向精神表示我的敬意”。向哪些精神呢？就是书中所描述的这些人物的了。钱文忠在这本书里所收的21篇文字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说“旋律只有一个：怀逝者之风，慕健者之雅；感师长之恩，念友朋之情。如此而已。”确实如此，所以里面可以看到他对恩师季羡林、王元化的学术思想的评述，对周一良、章丹枫等的回忆和纪念，对挚友钱钢的悼别等。此外，还有对陈散原、钢和泰、黄侃、陈寅恪、胡适、赵元任、吴宓、郑振铎等前辈人物的学术或轶事的描述和分析，从各个片断中抒发了对那一辈学人的精神和为人的理解，我觉得很不错。未曾读过正史或专著，对这些前辈学人除了一个笼统而模糊的印象外，其实所知极少，而这样碎片化的切入方式却顿时让我觉得贴近了这些前辈的心灵。钱文忠的笔力是不错的。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作为季羡林老人的得意门生，不得不说他对季羡林学术思想的评述确实很好地帮助认识了这位老前辈。从入大学刚听说季羡林以来，对于他的了解这么多年几乎无所增加，只是偶尔在文化报道中看到他说了什么什么话，然并无深刻印象，隐约感觉可能和文化交流有关。钱对其恩师的思想评述，才真正对我打开了一扇比较全面地认识季羡林老先生学术成就的门。以下援引。

季羡林先生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学士论文做的是《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1935年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研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1941年以全优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大事>迦佗部分的动词变化》。《大事》系用佛教混合梵语写成的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很难研究，而季老是当时全面系统研究该部分动词形态特征并加以总结的第一人。由于古希腊文也有类似的语尾，所以这份成果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一共留德十年，在后面的五年中，他在重要学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引起学界重视的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印度学、佛教学、吐火罗语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1944年的名作《中世印度语中语尾-am向-o，-u的转换》发现并且证明了这种语尾转换乃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并导发了半个多世纪的讨论。1949年在哥廷根由其导师安排发表的另一完成于1945年前的名著《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判定佛典年代和起源的标准》为在缺乏或根本没有信史传承的印度历史背景下，判明佛教研究所必须了解的佛典年代和来源提供了相当可靠的语文学方法。在吐火罗语方面，季羡林学于吐火罗语研究的奠基人西克教授，成为东亚通晓这种天书的第一人。1944年在《德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刊发长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利用该经的其他语言、特别是中文译本，确定吐火罗语本某些词汇的语意，为当时对该问题几乎束手无策的欧洲学者别开蹊径，在方法上取得了典范性的突破，至今仍然被吐火罗语研究者遵奉。

1946年回国，被北大聘为副教授（一周）、教授并任东方语言系创系系主任，致力于培养中国东方学学者，成为中国东方学之父。由于国内图书资料的缺乏，他将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转向有大量汉文材料可资利用的佛教史、中印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1947年发表名作《浮屠与佛》，发千古未发之覆，考明梵文的Buddha在龟兹文和焉耆文中的变化，指出“佛”的直接来源，表明“佛”并非“佛陀”的略称，反而后者是前者之加长，由此，不仅说明了“佛”在汉译佛典中的出现早于“佛陀”这一史实，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而是由中亚间接入华的。1948年撰写的《论梵文t d的音译》指出中文用来母字翻译梵语的顶音是由于早期佛经系用俗语写成，而俗语里的语音变化又需要区分为三期过程。借此，他最早明确强调了“华梵对勘”必须有一前提，即必须首先证明音译字直接译自梵语，否则无从勘起。他熟练地运用这一方法，在1949年发表的《<列子>与佛典》中考证了《列子》的成书时间和造伪者。

1949年后由于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季羡林的研究方向又发生了更大变化，转向印度文学、近现代印度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这期间，他翻译了《五卷书》、《优哩婆湿》、《沙恭达罗》、部分《十王子传》和《佛本生故事》，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介绍文字以及研究泰戈尔的文章；出版了《印度简史》、《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印度民族起义》；撰写了研究造纸、造纸法、蚕丝传入印度问题的论文，将有关论文编成《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还和人合作翻译了马克思有关印度的论述，编成《论印度》一书。此外，还翻译了德国文学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和《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并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散文。而在老本行方面，只发表了《记<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和《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论文，主要以介绍为主。由于偶然的机缘，这期间他也撰写了两篇研究原始佛教语言的论文。1956年撰写《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指明佛允许比丘用各自的方言俗语来学习佛言。这里实际上指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原始佛教不允许比丘使用梵文来学习佛法，也并未规定以某种语言作为标准经堂语。1958年发表《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是为反驳争论意见而作，主张原始佛教有一种佛教原始语言，即印度古代东部方言半摩揭陀语写成的佛典。

文革期间基本没有可能创作，从1973年至1976年，他偷偷翻译了《罗摩衍那》梵文精校本全书七篇中的将近三篇。1984年《罗摩衍那》汉译本出齐，是除英译本外全世界第二个完整的译本。1966年3月至1978年4月，没有发表一篇论文。

文革以后的简要情况。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组织指导一个学术团体整理校注了《大唐西域记》，从根本上超越了国外学者，并专为此书撰写了长达十余万字的前言《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前所未有地在该领域中全面论述了《大唐西域记》的价值以及相关问题。还主持了“《大唐西域记》今译”并亲自动手；恢复和延续了对纸、造纸术和蚕丝传入印度问题的研究，开辟了对瓷器入印的探讨；后来又把注意力转到糖和制糖术上，最终完成了两大册的专著《糖史》；撰写完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在佛教史研究方面，1981年发表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认为“大乘上座部”是接受大乘思想的小乘上座部，对佛教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新解释；1984年撰写《商人与佛教》，从全新角度论证了古代商人与印度佛教的关系，揭示出佛教特殊的入世的一面，具有开创之功；1987年发表《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注意到了提婆达多在释迦牟尼之外的深远影响，在佛教史研究中开拓出一块新园地；《再谈“浮屠”与“佛”》一文结合国外中亚古代语言研究的新成果，指出“浮屠”来自大夏语，而“佛”则译自其他伊朗语族古语，从而彻底解决了1947年《浮屠与佛》一文中遗留下的清浊音问题（“佛”在吐火罗语里的对应词都是清音，而汉语“佛”的古音却是浊音，无法完全对应），还证明了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分别以大夏、中亚新疆小国为中介的两个阶段，自我更正了以前提出的佛教直接入华说。在佛教语言研究方面，1984年撰成《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研究了犍陀罗语《法句经》吉尔吉特残卷、《妙法莲华经》、《佛说佛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进一步证明了-am>-o,-u的现象，并以此解释大乘佛教起源问题；同年，撰写长篇论文《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达到了现有材料所能论证的极致；1986年发表长文《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判定此经必然与印度西北部有联系，进而推翻了过去有关般若部起源问题的结论。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他独力（国内无第二人有能力解读吐火罗语文献）承担了新疆出土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考释研究工作，其成果不仅为印欧语言学界提供了精心校订考释的语言文本，证明了佛教戏剧曾经存在于、传播于丝绸之路沿线的新疆古代民族之中，更重要的是将对比较语言学极为重要的吐火罗语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1982年，写成《吐火罗语中的三十二相》，利用残片断简一一考明三十二相及其来源，确定了许多吐火罗语字词的语义；同年写成的《说“出家”》用语言学方法证明吐火罗语的“出家”是译自汉语的“出家”，展现了“文化倒流”的历史景象；1990年的《梅旦利耶与弥勒》，证明了“弥勒”译自吐火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