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那枝筆

2009/11/15

沈先生的文字總是那樣凝練。寫黃永玉父親黃玉書那篇李輝在《收穫》上節錄了一小段都露出了功力。他說一九三七抗戰開打那年的十二月間，他在長沙偶然又見到這位表兄，面容憔悴蠟黃，一身舊灰布軍裝倚在師部大門前，說是脾氣不好，跟年輕同事合不來給擠出校門，失業了，這陣子改行在師部當一名中尉辦事員，辦理散兵傷兵收容聯絡事務。沈先生說玉書表兄性情越加拘迂，邀他去長沙著名的李合盛吃了一頓生炒牛肚子，才知道不喝酒了。問他還吸煙不吸煙，他說「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它」，可是手指還是黃黃的，有煙吸隨時可以開戒。第二次再去看他，沈先生帶了別的同鄉捎來的兩大木盒呂宋雪茄煙去送他，表兄焦黃的臉上立時露出少有的歡喜和驚訝，口中低低的連說：「老弟，老弟，太破費你了，太破費你了。不久前，我看到有人送老師長這麼兩盒，美國大軍官也吃不起！」沈從文《一個傳奇的本事》接着說：「想起十多年前同在一處的舊事，一切猶如目前，又恍同隔世。兩人不免相對沉默了一會，後來復大笑一陣，把話轉到這次戰爭的發展和家鄉種種了」。

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上的中文都偏向翻譯文體的異化中文，沈先生筆下倒依舊素靜，舒卷合度，應對得體，徐緩的暢流裏兀自守住一絲冷峻的尊貴，帶點蒼茫，帶點悲惜，帶點不忍說破的敦厚，三分黑白老電影的氣韻。說那是老民國純淨白話的典範不會錯；說那是舊社會人情冷暖的體悟興許也恰當。我這一代人偏巧親近過沈從文那代人應接慣了的人與事與地，儘管燈火已然闌珊，悲欣之情不再那麼濃烈，沈先生筆下短短幾百字的描述我讀了畢竟「猶如目前，又恍同隔世」，百般意緒裊繞。

八十年代在台中火車站月台上我巧遇同校不同系的一位學長，一襲舊棉襖藍裏透灰，焦黃的臉真是只剩「濃眉下那雙大而黑亮有神的眼睛還依然如舊」，過去的「豪爽灑脫早完全失去」。五六十年代我們做學生那些年台灣白色恐怖彼落此起，雷震案掀起的弓蛇陰影從台北陰到台南，大四那年初冬，這位學長半夜裏悄悄不見了，宿舍教官半句口風不露，校長、教務長、訓導長、系主任也不肯說話，翌年我們畢業了學長還不回來，學校大門外小飯館裁縫店冰果室流言竊竊不息：有的說學長課餘表演鋼琴獨奏是幌子，「他根本是匪諜」；有的說學長關進綠島恐怕回不來了；有的說他老婆孩子還在新竹一條弄堂裏受刑房監視。二十多年過去了，月台上我們「兩人不免相對沉默了一會」才互道近況，昔日校園風雨誰都不忍重提。長櫈上他一邊抽着煙一邊幽幽說他這些年收了幾撥學生教鋼琴，大嫂還在新竹郊外一條村子裏教小學，快退休，孩子還算不錯，到高雄謀生去了。北上的列車到站，學長送我上車，口中低低的連說：「老弟，重逢多難，多好！」他緊緊握着我的手滿眶熱淚。「別又斷了音信了，記住，記住！」火車上我想起大二那年他在空空蕩蕩的禮堂舞台上教我彈施特勞斯的竅門，一腔酸楚難忍，總想着下回南下該到新竹去探望他。

客居英倫那些年，開舊書店的老朋友威爾遜說有一位老教授一生研究戲劇，一生推崇十八世紀英國風俗喜劇作家康格里夫 William Congreve，誇說英文活得下去全靠這位劇作家在英文裏撒糖：「有了他，英國上流社會那杯苦茶才滲着些甘美的滋味！」有一回，威爾遜找出康格里夫譏諷世道的名著《 The Way of the World》要我看看。我不愛讀劇作，嫌囉唆，嫌造作，勉強快讀一遍，耍嘴皮子耍得刻薄，英國人讀了要拍案，我沒心思叫好。多年後偶然在美國報上讀專欄讀到康格里夫寫給人家老婆的信，戲言他一生恪守十誡，愛鄰人如愛己，為免玷上人妻，情願人妻先玷上他，那是兩碼事了：”For my part I keep the Commandments, I love my neighbour as my selfe, and to avoid Coveting my neighbour’s wife I desire to be coveted by her; which you know is quite another thing”。這句俏皮話盡見心思，只可憐康格里夫四十多歲眼睛半瞎了，改行到海關當檢查員。我想沈從文不屑寫這樣的信。老舍有這個本事卻說不出口。林語堂洋化，用英語吃吃人家嬌妻豆腐無傷大雅，黑字寫在白紙上林先生一定猶疑。文學從來宜悲不宜喜，悲情易寫，喜興難工，梁實秋《雅舍小品》那樣高雅那樣有趣的文學那是梁先生的獨門功力。老舍耍的嘴皮子隨口一拈即來，只是老先生似乎也不忘警惕自己不可過了分寸成了對口相聲。七十年代威爾遜店裏藏着一冊歷代英國葷笑話精選，賣得很貴，沒人敢買，翻開版權頁才知道是二十世紀初私人出版，手工只印十二本，傳世極稀，編者還誇口說伯納看過清樣差點乘興寫序！八十年代我在劍橋咖啡館跟戴立克他們聊天聊起這本書，座上一位新紮博士想要，戴立克打電話去問，威爾遜說賣給紐約書客了。博士拍腿三嘆：「那是文學啊！」他身邊漂亮的女朋友搔一搔長髮說：「那也算文學？我才是文學！」舉座一哄而散。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有一則說陳竹吟與朱青雷遊長椿寺，書畫攤子上偶見一幅字寫了一首七絕：「梅子流酸濺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款題「山谷道人」。兩人還沒來得及議論真偽，旁邊一個乞丐微笑說：「黃山谷居然寫楊誠齋的詩，大是異聞！」掉臂走了。山谷是北宋人，誠齋是南宋人，死人寫活人的詩，一看知是假貨。朱青雷驚訝不已說：「能作此語，安得乞食？」陳竹吟太息道：「能作此語，又安得不乞食！」。紀曉嵐慨嘆陳竹吟這是憤激之談，「所謂名士習氣也」。我這一代人跟沈先生那一代人有點像，從小飽受苦行似的薰陶，心要載道，人要安貧，文要窮工，一點享樂都怕挨罵，大人面前不是站着就是靠邊坐，筆下文章酸酸的倒是天份了。六十年代台灣一位著名作家跟我說起「五四」文學優劣，他說沈從文的作品終歸不可小覷：「實心！」多年後讀沈先生《看虹摘星錄》後記，我才悟出他借西洋音樂滌洗文心的孤旨，說是「沒有鄉愿的『教訓』，沒有黠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點屬於人性的真誠情感」。禮貌而開朗，果敢而蘊藉，那是沈先生那枝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