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兄四月底將退休了，問我手頭有沒有文字，可以作為他的「天鵝之歌」。我剛剛為新版《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二○一四）寫了一篇短序，追憶一些相關的往事，恰好可以趕上他主編的《蘋果樹下》功成身退的一期。

我初識董橋兄是在他主編《明報月刊》的八十年代，開始當然祇是編者和作者之間的交往。但很快我們便不約而同地發現，彼此在精神上十分投契，真摯的友情終於不知不覺地在我們之間成長起來了。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可以毫不遲疑地用「知己」兩個字來界定我們的關係。

我說「精神上十分投契」並不是一句空泛的客套語，讓我舉兩個實例來說明我的意思。第一例便和上面提到的新序有關：《歷史與思想》是我未識董橋兄之前的文集（一九七六年），其中最後一篇是〈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是我當時涉及陳先生的僅有文字。我重新研究陳先生詩文則是一九八○年代的事。現在我要鄭重指出：如果不是由於董橋兄的同情理解並提供了《明報月刊》的大量篇幅，我的陳寅恪研究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展出後來的規模而迅速地傳入中國大陸。第二例是一九八五年董橋兄為《明報月刊》設計了一個「中國情懷」專頁，堅邀我參加一份，於是而有〈「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之作。這是我用全副文化情感寫出來的文字，至今記憶猶新。很顯然地，「中國情懷」四個字激活了我深埋心底的文化情感，所以後來編集時，特標《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之名。（台北：允晨，一九九二年）讓我順便報告一句，「中國情懷」也打動了很多中國讀者，因此香港和大陸為我編文集的友人都對這四個字情有獨鍾。（劉紹銘主編《情懷中國》，香港：天地圖書，二○一○；彭國翔編《中國情懷》，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二。）這是董橋兄因精神相契而給予我的重大啟發，不可不記。

精神相契並不祇是我的一廂情願。董橋兄為我的《中國文化史通釋》寫〈序〉說：

我和余先生有緣做朋友，靠的也許竟是彼此都抱着「舊文化人」的襟懷。

這正是對精神相契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更巧的是：〈序〉開頭便提到他為我編校《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故事，而結尾則特別引「嘗僑居是山」來闡明我當時的「心情」。必須聲明：我寫此〈跋〉在前，重讀董〈序〉在後，精神相契於此又得一印證。

對於董橋兄毅然退出編務世界，我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惋惜，然一轉念間，喜悅卻取代了惋惜，因為從此可以源源不斷地讀到他的作品了。他每次寄贈新書，我和陳淑平都爭着以先讀為快，這已成為我們多年來生活中一個特殊的情趣。我們都期待着越來越多的爭讀之樂。

英時記　二○一四．四．一八　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