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约四十年前写了这本书。原稿有当前篇幅的两倍多，但是“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的编辑们的要求很严格，因此我被说服删减掉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大部分讨论而集中于智力性的传记（intellectual biography 思想传记？）以便缩小篇幅。从那时以来，尤其是二战后世界性的社会改革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次巨大扩张发生了。许多迄今尚未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出现了，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the Grundrisse）的出版——《资本论》的草稿——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对他思想的解释。而且，事件本身（的发展）也已经无可避免地改变了在他的著作中能看到的前景；甚至他的最不宽恕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其看法与我们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例如，他的理论与那些前辈思想家、尤其是黑格尔（根据大量而频繁涌现的黑格尔学说的最新阐释）的关系；部分地被从斯大林主义（或者，在某些场合，普列汉诺夫的，考茨基的，列宁的，甚至恩格斯的）的解释和“曲解”中拯救马克思的愿望所激励的、对他早期的“人道主义的”著作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强调；修正主义者和正统派之间——主要是在巴黎——关于《资本论》学说的阐释不断扩大的差别；对诸如这样一些主题、特别是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对异化——其病因及疗法——的讨论，或者众多派别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统一的理论和实践学说的讨论（还有苏维埃作家及其盟友对意识形态偏差的尖锐反应）——所有这一切已经形成一类解释性的批判文献，其绝对的快速增长的卷册数量将早期的讨论比了下去。虽然这些争论中的某些并不这么像他从前的青年黑格尔派盟友——马克思谴责他们想要利用和庸俗化（exploit and adulterate）黑格尔学说的遗体——的争论，这种思想上的辩论也已经为无论是马克思自己的观点还是它们与我们自己时代历史的联系增添了大量的知识和理解。

关于马克思的核心学说的意义和正确性的激烈争论——尤其在过去二十年里——不可能使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如果我现在才写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我将不可避免地写成一本不一样的书，因为我对于马克思通过诸如社会科学、观念与制度和生产力的关系，以及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的正确策略等中心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的看法已经经历了某种变化。就是这样，尽管我现在不应该宣称熟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个领域。当我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可能受到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梅林的经典解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形成——以及E.H.卡尔的令人赞赏（未曾重印）的评传的过于深刻的影响。但是当我开始校订文稿时，我意识到我是在致力于写作一本新的、更具综合性和富有雄心的作品，这一作品将远远超过这一系列（书）的意图。因此我认为在连续的修订中最好将自己限制于更正事实与重点、约束过分大胆的推论、扩展一两处被粗略处理的地方的篇幅，以及采用一些阐释上的相对较小的变化。

马克思并非作家中最明晰的一个，他的目的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包容一切的观念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诸如斯宾诺莎、黑格尔或孔德等这样一些思想家的目的。那些像卢卡奇一样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马克思想要做的（和在他们看来已经实现的）是一种到达真理的、而不是用一套学说代替另一套（学说）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的人，就此将能够在马克思自己的话语中找到充足的证据；而且既然他终生坚持认为一种信念的意义和真实性在于表现它的实践中，则他关于一些中心主题，以及那些并非最少独创性或影响力的（主题）的观点没有被有条理地记录下来、而必须从其著作中的零散段落、尤其是要从他提倡或开创的行动的具体形式中收集和推测，就不太可能令人惊奇了。

一种学说立刻如此彻底和如此直接地与——事实上，等同于——革命实践结盟成为正常的（情况），应该已经导致种种的解释和策略。这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开始，并导致了他的著名的和经典的述说，即他只是他自己而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往往会有不同的语气和重点的早期文章的出版，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后期著作的主题（还有，某些人会说，关于学说的核心问题），极大地增长了马克思主义后来的理论家们之间的不合之处。而且不只是在理论家们之间：它导致了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及其内部的——顺次的，还有我们今天国家和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而且已经导致了权力的重新排列，这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并且可能继续如此。然而，这种巨大的动乱，以及作为这些战争的理论表达的意识形态定位和学说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想讲的故事仅仅只是这样一位思想家和斗士的生平与见解：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其名义首先在许多城市创建，以及，我所专注于其中的思想是那些已经作为一种理论和一种实践历史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心要点的（东西）。尽管在他的前共产主义观点和附带意见（obiter dicta）之间的某些已经变得突出并引起同时代人的讨论，他发起的运动的兴衰和观念的变化，党派的分裂和异见，以及已经让大胆的和似非而是的观念在他的鼎盛时期成为被接受了的事实的看法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这一研究的范围，虽然在参考书目中提供了指导给那些想要追求这一我们时代最大的改革运动的更深远历史的读者。

(最后两段致谢从略)

1977年，牛津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Fourth edition in OPUS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