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夏志清两则

书悦 | 2014-1-5 星期天 12:02   修改@2014-1-05 12:02 | 评论↓

一介布衣

劉紹銘

夏志清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美國紐約市辭世,生年九十有二。先生名滿中外,著作等身,要紀念他,就他的著作議論固然適宜,但夏先生一生的趣聞逸事可多。若要側寫他多彩多姿的生活片段,絕不會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困擾。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負責籌劃夏先生《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譯工作,自此因公因私一直跟他書信往還,也多次拿過夏先生的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花邊」新聞做過文章。如今先生「大去」,應就我個人所知對他的文學見解作一補充。

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於一九六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如果不是通過中譯本先後接觸到「兩岸三地」的華人學界,張愛玲今天那有如此風光?說起來沈從文和錢鍾書的「下半生」能再熱鬧起來,也因得先生的賞識,在《小說史》中用了史筆推許一番。

張愛玲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出道,作品總背上「鴛鴦蝴蝶」之名,只合消閒遣興。那年頭唯一有眼光賞識到張愛玲才華的是傅雷。他用迅雨筆名發表了〈論張愛玲的小說〉,斬釘截鐵的肯定〈金鎖記〉為「我們文壇最美收穫之一」。他說得對:〈金鎖記〉的人物「每句說話都是動作,每個動作都是說話,即在沒有動作沒有言語的場合,情緒的波動也不曾減弱分毫。」

傅雷文評,全以作品的藝術成就定論,沒有夾雜「意識形態」的考慮。夏先生是上海人,張愛玲在「敵偽」時期的上海當上了胡蘭成夫人這回事,他理應知道。張小姐是否因此附了「逆」?他在《小說史》中隻字不提,只集中討論這位Eileen Chang作品的非凡成就,一開頭就用F. R. Leavis在《偉大的傳統》一書所用的無可置疑的語氣宣稱:「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先生這種近乎「武斷」的看法,當然「備受爭議」,而且這種爭議,可能會無休無止的延續下去。反正夏先生的說法,也不過是「一家之言」,我們自己各有取捨。《小說史》中譯本初版於一九七九年,夏先生特為此寫了一個長序,特別點出自己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的工作信念。那就是對「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這個宗旨我至今還抱定不放」。

夏先生大半生的「職業」是中國文學教授;但他「前半生」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卻是西洋文學。他在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當過助教,後來得到留美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念研究院,用三年半的時間取得博士學位。那年頭的美國研究院,念文科的總得通過兩三種外語考試。記得夏先生所選的外語,其中有拉丁文和德文。如果夏先生不是資質過人,在大學時勤奮自學,一早打好了語言和文學史的根柢,不可能在三年半內取得耶魯的博士學位。

不難想像,像夏先生這樣一個有高深西洋文學修養的人,為了職業上的需要再回頭看自己國家的「文學遺產」時,一定會處處感覺「若有所失」。一九五二年他開始重讀中國現代小說,發覺:

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他們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柢說來,實由於對其「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

夏先生讀唐詩宋詞,不時亦感到「若有所失」。他認為中國文學傳統裏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維式怡然自得的個人享受。他讀中國詩賦詞曲古文,認為「其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辭藻之優美,對人生問題倒並沒有作多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詩人而言,李白真想喫了藥草成仙,談不上有甚麼關懷人類的宗教感。王維那幾首禪詩,主要也是自得其樂式的個人享受,看不出甚麼偉大的胸襟和抱負來。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詩篇裏所表揚的不僅是忠君愛國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義的精神」。

夏先生「明裏」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暗地」卻私戀西洋文學。這本是私人嗜好,旁人沒有置喙餘地──只要他不要在學報上把中國文學種種的「不足」公佈出來。但這正是他在”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990)一文所幹的別人認為是他「吃裏爬外」的「勾當」。身為哥大Professor of Chinese,若有學生前來請益,夏老師理應給他諸多勉勵才是,但我們的夏老師卻歪想到古希臘文明輝煌的傳統,居然說”would not hesitate to advise any college youth to major in Greek”,他是說會毫不猶豫的勸告任何大學生主修希臘文。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名家輩出,力度振聾發聵。為此原因,夏老師也會毫不猶豫勸告來看他的學生主修俄國文學。難怪「國粹派」的學者把他的言論目為「異端」。

夏先生第二本專著《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九六八年在哥大出版社出版。書分六章,各別討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六本說部,一點也不奇怪,夏先生評價最高的是《紅樓夢》。但隨後的十多二十年,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了解逐漸加深,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相應作了修改。這裏只能簡單的說,夏先生對故事收尾寶玉遁入空門,作為看破紅塵的指標極感失望。當然,夏先生的看法多少是受了陀思妥安耶夫斯基扛鼎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影響。

夏先生用「docile imagination」一詞來概括中國文人創作想像力之「柔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老調,唱多了,別無新意。寶玉出家,不是甚麼知性的抉擇,步前人後塵而已。在夏先生的眼中,若拿《卡拉馬佐夫兄弟》跟《紅樓夢》相比,自然是前者比後者更能「深入靈魂深處」。這麼說來,夏先生為了堅持「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的宗旨,恐怕要背上「不愛國」的罪名。

夏先生的言論,激奮起來時,有時比魯迅還魯迅。我們記得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曾向魯迅請教,提供一些「青年必讀書」給讀者參考。魯迅一本正經的回答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甚麼大不了的事。」

夏先生在〈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說的話,世間若還有「衞道之士」,看了一定會痛心疾首:「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Arthur Waley、Ezra Pound繙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人家說:「就是好!繙譯得多了,就沒甚麼好了。小說也一樣,《西遊記》繙譯一點點,人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覺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甚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

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本是志清先生好友,看了夏教授這種言談,精讀《紅樓夢》的唐先生受不了,認為老友「以夷變夏」,寫了〈紅樓遺禍──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一文,發表於台灣的《中國時報》,內有十八個小標題,其中有「瘋氣要改改」、「以『崇洋過當』觀點貶抑中國作家」和「崇洋自卑的心態」這三條。

這場唐、夏二公就《紅樓夢》價值之爭議,其實開始前就有結論,那就是二者不可能分勝負。唐先生在美國受教育,以英文寫作,他最熟悉的西方經典,自然是史學範圍。他閒時或會涉獵西方文學作品,但對他來說這只是「餘興」,這跟志清先生在這門功課上作業之勤、用情之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看德剛先生的年紀,諒是抱着《紅樓夢》吃喝做夢那一代的書癡。既是平生至愛,那能讓夏某人「貶」其所愛?

本文以〈一介布衣〉為名,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一個跟內容貼切的題目。六十年代初我到紐約拜望夏先生時,他帶我到他的家去坐。他的家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的房子。隨後幾次拜訪,他也是在「家」接見我的,只是「家」的面積比初見時略為寬敞,想是因年資增長而得到的禮遇。夏先生除了做老師討生活和替報章雜誌寫寫文章賺點零用錢外,想來再沒有甚麼發財能力。說他是「一介布衣」,應該沒有錯。

夏志清教授

陶傑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逝世,享壽九十二。夏志清是上一代的學問家,民國時代的上海知識份子,因為頭腦清醒,智商正常,所以及時逃了出來,輾轉去美國深造。除了英國文學,還研究中國現代小說,並用英文寫了一冊專論,成為美國學術界漢學的教科書。

夏志清的學問根基紮實,通曉多國語文,所以有一股傲氣。當年考進美國長春藤大學讀博士,不是容易的事。夏志清還讀過冰島文,在美國教中國文學,由於級數相等的學者不是太多,所以覺得沒有敵手。

一九七六年,香港評論家、浸會大學講師司馬長風出版了一冊「中國新文學史」,被夏志清抨擊了一通,指司馬長風論證不確。司馬先生不服氣,據理反駁,這一場隔洋的學術筆戰,雙方都很有水準,今日不可復見。

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也在美國讀英國文學博士,在台灣發表論英國文學的論文,也被「夏公」隔洋修理一通。夏志清藉荀子的「勸學篇」名,直斥其無學,指顏元叔基本的英文不行,連Leicester也直譯為「萊色斯特」,而不知道中間的音節沒有發音。顏教授不知有沒有答覆,只是從一個聞美國與台灣斷交而大罵「共匪」的學術憤青,接受統戰之後,變成「肯定中國成就」,回頭大罵台灣的牆頭草人士。夏志清的一輪搶白,雖帶有侮辱性,後來再看,不算偏激。

夏志清逝世,其論述今日有幾人仔細讀過?華文傳媒都說夏志清是「發現」張愛玲「文學成就」,並「肯定」錢鍾書的小說高於魯迅的人。

張愛玲的小說貢獻,其實不必夏志清來「發現」,只是華文世界的讀者懶惰而沒有眼光,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萊佛士「發現」新加坡、義律「發現」香港,在左翼眼中,是帝國主義思想,那麼張愛玲不也「淪為」夏志清的「殖民地」才有價值?蕭邦和托爾斯泰又是誰「發現」而「肯定」的?如果我是張愛玲,我會明白,這等中國人社會的定性,英文叫做Patronizing,是很含蓄的「霸權主義」,但是在狹小的「文壇」,就是那麼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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