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董橋)

董桥 | 2014-2-16 星期天 21:25   修改@2014-2-23 21:25 | 评论↓

夏先生

2014年2月16日

夏志清寫的羅素與艾略特刊登不久他來信說:「此文重讀我也喜歡,總之文章寫得這樣長而讀來氣勢甚盛,應該算是不容易的。文中有時採用『中國人的看法』,其實此人非我,可說是我戴的面具也。Russell精力如此充沛,當然值得envy。Eliot一生不樂,二次婚後,人變得happy些,但也變得庸俗。」夏先生永遠是夏先生,這樣自負這樣率直這樣淵博這樣通透。他說他寫英文謹慎,英文真好。那是真的:英文練得到像他那樣明凈不妨自滿。他說他寫中文格外用心,總想着寫得乾淨清新,寫完重讀還是覺得好。那也是真的,他的中文文章跟他寫的信一樣好看,山高水長。夏先生好像從來不在意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他的淵博是他的洞明,他的世故是他的練達。婚姻愉快了人會變得庸俗,那是深入的觀察細膩的考量,沒有充沛的人生經驗沒有這樣的體會。艾略特一九一五年娶了薇薇安,一邊在銀行工作一邊寫詩寫文章編雜誌,著名的《荒原》是那段時期寫的。離開銀行轉去掌管出版社Faber and Faber,艾略特詩作連連,著述不斷,步步奠定文學地位。夏先生說他一生不快樂是說妻子薇薇安身心衰弱,多愁多病,艾略特疲於應付,壓力很大。一九三二年艾略特四十四歲和薇薇安離婚,一九四七年薇薇安逝世,翌年艾略特拿諾貝爾文學獎,拿功績勛章。夏先生說的二次結婚是一九五七年艾略特迎娶薇萊麗,那年艾略特六十九歲,八年後一九六五年他七十七歲辭世。夏先生厚道,信裏補了一筆說如果沒有薇薇安,也就沒有艾略特那種特殊的成就了。那封信夏先生不寫年份只寫十一月四日,推算是一九八四年。下一封信裏他說他去了幾個地方開會,順便到新奧爾良住了一晚,說新奧爾良另有風味,菜餚極佳,一般人天天吃米飯,吃魚,吃蝦,吃螃蟹,跟江南相仿。他說佳餚可喜,只是年事漸大,健康大不如前,不敢饞嘴。翌年三月,夏先生信上說血壓高了,影響mood,看醫生量血壓,上壓一五○,下壓九十二。他說他「忽發奇想」,戒煙,不吃藥,做少汗運動,求血壓自動調整為正常,上星期量血壓,不吃藥的緣故,上壓一七○,下壓一百,「把我大嚇一跳」,只好服藥休息,也去了一趟匹茨堡,再量,上壓一四二,下壓八十八,「堪稱正常矣」。我主編《明月》頭兩年夏先生應我邀約寫了幾篇文章,我們還沒有見過面,見面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中旬了。他來信起初稱我「董橋吾兄」,慢慢改為「董橋吾弟」、「小董吾弟」。夏先生跟吳魯芹先生一樣,說寫信稱呼光兩個字、三個字不順當,要四個字讀起來才順口,吳先生叫我「小董」不加「吾弟」加「如晤」,夏先生倒愛寫「吾弟」了。吳先生還說六個字也好聽,比如「適之先生道席」。想想也對,雙數比單數穩健。兩位前輩都是文章大家,下筆都躊躇,都考究。我寫信給他們談了正事常常故意品評文章,說古道今,博取他們回信隨便回應兩句讓我長長見識。這樣拋磚果然引得了不少美玉。有一回,我給夏先生寫信說寫文章講靈氣講學問之外還要有一點邪氣。夏先生回信說:「此說以前從未聽過,想想很有道理」。他說大概「邪氣」即是艾略特所謂的wit,加上中國魏晉文人那種不與世俗苟同的風格。他說多恩John Donne是最具邪氣的詩人,讀來味道不同,蒲柏Alexander Pope刁鑽尖刻,面貌一本正經,骨子裏也邪氣:「我寫文章很candid,不說假話,可能腦子較人靈活些,看起來也帶點『邪』。」夏先生順水推舟,說有些人只懂西文,中國文化毫無所知,文章寫不好;有些人國學根底深厚,西洋學問白紙一張,寫的文章也難令人心服。多恩確是玄學怪才,落筆大膽,愛憎分明,情詩寫得最好,辯才也高。蒲柏體弱背駝,才華蓋世,待人刻薄,翻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出大名,一生名句多得不得了。一九八四那年我組稿出奧威爾名著《一九八四》專輯,請夏先生和幾位名家各寫紀念文章。夏先生寫了,許多人讀了讚賞,他很高興,來信說文章是我逼出來的,是他第一次討論西洋小說,一寫寫了這樣長,「應向你致謝」:「高克毅來函,謂此文比George Steiner那篇好,聽了很高興。年初台港此類文字很多,大概要算我這一篇名列冠軍。」夏先生有一封信說他喜歡人家稱讚,說”we all live on praise”,真好玩!他信上說的Steiner是喬治.斯坦納,當代鴻儒,著名教授文評家,七十年代英國讀書界熱門人物,我追讀他的著述追了好多年:「同吾弟一樣,我對猶太intellectuals頗感興趣,哥大各院師生一半都是猶太裔。」夏先生說斯坦納博學善文,近年對猶太問題太感興趣,立論不免偏激:「他的第一本書Tolstoy or Dostoevsky我真喜歡,後來的文集可能都比不上它。」記得我讀斯坦納也先讀《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國學院裏一位學長說學術著述寫到這個份上真是頂級:「一入晚年,斯坦納有權放任自己寫些性情之作,不再計較理論之周全學術之規矩了,」他說。我跟夏先生交往那幾年夏先生也入了晚年,寫文章也進入了流水行雲的境界。夏先生一生喜愛電影,早年看得多,西方電影尤其熟悉,我勸他有空寫點影評,他心動,好幾次說真的想寫,俗務纏身,無暇執筆:

The Killing Fields我尚未看,也是原則上不想看同越南戰爭有關的電影(雖然此片觀點我可以完全接受)。A Passage to India拍得很好,片尾稍差,這是原著如此,不能怪David Lean。Amadeus我認為是劣片,反而Oscars拿得最多,潮流如此,奈何。吾弟要我寫觀影雜記,今年systematically看了些Hitchcock的電影,一九三三年後的電影可能只有三四部未看了。如寫文章,當可使文學界同行吃驚。Lubitsch我至少可寫三篇長文。

夏先生說的是德國電影導演劉別謙Ernst Lubitsch,拍社會風俗喜劇片聞名,一九一九年拍《木偶新娘》和《牡蠣公主》奠定導演聲譽,移居美國,在好萊塢拍豪華古裝版《羅西泰》,拍有聲片《璇宮艷史》,拍攝不再同時錄音而改為配音,攝影機從此擺脫隔音箱。一九三四年拍《風流寡婦》轟動一時。一九四七年逝世。夏先生那封信上說,他答應宋淇先生跟高克毅合編《元曲選譯》,還掉這筆文債才動筆寫電影,可惜一拖多年,終於沒寫。其實我最企盼讀他寫的希區柯克,他信上也多次提到希區柯克的經典作品,熟極了。夏先生說希區柯克執導手法乾淨,害他寫英文寫中文也追求行文和思路都乾淨。我說他的中文文章syntax是中文的,思想是西方的,夏先生高興得要命。他說「中國文學讀得愈多,對中國傳統也愈討厭,但二十年來多讀中國文學,自己寫起文章來,的確不寫讀來不順的句子。」美國住久了,夏先生難免洋化:「早年在中國的時候,總覺得做人很吃力,到美國後,才覺得同人來往也很有趣,自己的幽默感也開始blossom。」難怪一些泥古的老一輩人一提夏志清眉頭不禁稍稍皺了一皺。其實夏先生仍然甩不掉舊派中國人愛管閒事的脾性,好幾次熱心推薦我發表他的朋友的文章和繪畫。我登於梨華的作品他讀了也亢奮,馬上寫信給於梨華讚揚一番。明史專家黃仁宇是夏先生的知交,有一回黃先生寫了一篇明史文章大陸刊物發表了夏先生還希望我轉載,說文章solid,有新見解:「黃兄口吃,命也不好,現已失業,但他是明代經濟史權威,前三四年曾出《一五八七》一書,大為轟動,堪稱為近二十年最penetrating的一本中國歷史研究,而且是narrative history,讀來趣味盎然。Updike曾在New Yorker上為之作評,堪稱殊榮也。」黃仁宇的大作儘管不便轉載,黃先生那部《萬曆十五年》我細心拜讀,實在太好!離開《明月》我和夏先生通信漸疏,台灣香港報刊上好像也很少看到他的新作,畢竟我和我這一代的主編都老了,編者不邀,能者不寫,文林蕭條。夏先生高齡謝世我沒有寫悼文,春節假期翻讀他一叠舊信不無人琴之感,這樣自負這樣率直這樣淵博這樣通透的前輩不多了。有一封長箋夏先生說我給他的信上提到文筆的「汁」與「水」的問題,他說他昨夜讀Joseph Epstein一篇〈Writing Essays〉,愛潑斯坦說美國有愛默森和懷特兩位散文大家,他跟懷特倒開了這樣一次玩笑:

E. B. White writes a pellucid prose, but his subjects have never engaged me. Gertrude Stein once said about Glenway Westcott that his writing has a certain syrup but it does not pour; so, for me, do the fluent essays of E. B. White pour and pour but no syrup comes out.

愛默森是十九世紀美國思想家,散文家,提倡個人自由和社會改革,夏先生的哥哥夏濟安翻譯過他的〈論美〉。懷特是美國當代著名作家,文章好看,《紐約客》特約編輯,一九八五年八十六歲逝世。夏先生這封信是八四年六月寫的,打字機打出引文,他告訴我說愛潑斯坦文章登在六月號《新批評》月刊,囑我趕快找來一讀。夏先生一生用功,也逼後輩用功,是朋友,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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