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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马克思主义

by 琳达·金宝(Linda Kimball)

原文:http://www.americanthinker.com/2007/02/cultural_marxism.html

许多美国人保持着两个错误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共产主义在前苏联解体后不再是个威胁。第二个是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瓦解并且消失了。“六十年代已死。”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 )写道。(《砰地关上门》,新闻周刊,1991年3月25日)

由于缺乏凝聚力,新左派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瓦解了。然而,它的革命者们将自己改头换面分别进入了许多单一论题的团体。因此如今我们有了诸如激进女权主义者、黑人极端分子、反战“和平”运动、动物权利组织、激进环保主义者和同性恋权力团体。所有这些团体通过一种复杂的组织网络来追求他们那一块的激进议程,例如男女同性恋者、异性恋者教育网络(Gay Straight Lesbian Educators Network,GSLEN)、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追求美国方式人民团体(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和平与正义联合会(United for Peace and Justice)、计划生育团体(Planned Parenthood)、美国性信息与性教育联合会(Sexuality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SIECUS),以及粉色代码和平组织(Code Pink for Peace)。

共产主义和新左派在美国都还存在并且蓬勃发展。他们喜欢给词语编码:容忍、社会正义、经济公平、和平、生殖权利、性教育和性安全、学校安全、包容、多样性,和敏感性。总之,这就是伪装成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的诞生

期待着能导致社会正义和无产阶级平等的重生的那种将世界洗礼成红色恐怖地域的革命风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

“一切……大小民族……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大战将从地球上消灭掉所有……民族的名字。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而且……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

(《匈牙利的斗争》“新莱茵报” 1849年1月13日)”

到一战结束,社会主义者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因为世界无产阶级并没有听从马克思的呼吁起来反抗邪恶的资本主义并转而拥抱共产主义。他们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各自独立地,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匈牙利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得出了结论,基督教化的西方世界是矗立在通往共产主义新世界秩序道路上的障碍。西方世界必须首先被征服。

葛兰西认为,由于基督教已经统治西方世界超过2000年,它不只跟西方文明融合,而且已经腐蚀了工人阶级。西方世界必须被去基督教化,葛兰西说道,通过一次“文化的长征。”另外,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来。在他的《狱中札记》里,他建议新的无产阶级由许多罪犯、妇女和激进少数派组成。

葛兰西判断,新的战场一定是文化,从传统家庭开始,并完全囊括教堂、学校、媒体、娱乐、民间组织、文学、科学和历史。所有这些必须被彻底地改造,社会和文化秩序要随着新无产阶级的执政逐步颠倒过来。

原型

1919年,格奥尔格·卢卡奇成为匈牙利短命的布尔什维克库恩·贝拉政府的主管文化委员。他立即着手计划在匈牙利去基督教化。认为如果能够从儿童中摧毁基督教的性道德规范,那么无论是可恨的父权制家族还是教会都将遭受沉重的打击。卢卡奇在学校发动了一场彻底的性教育计划。组织了性讲座并且分发用图片教导青年自由恋爱(滥交)和性交的宣传材料,,与此同时鼓励他们嘲笑和拒绝基督教道德规范,以及父权和教权。所有这些举措伴随着一场对抗父母、牧师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恐怖统治。

被坚实地灌输了价值中立(无神论)和激进性教育并同时被鼓励反抗一切权威的匈牙利青年,很轻易就变成了恶霸、小偷以及色狼、杀人犯和反社会者。

葛兰西的处方和卢卡奇的计划正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性信息与性教育联合会、男女同性恋者/异性恋者教育网络、和后来引进美国校园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公正力量的实施者自居——的前导。

建立基地

1923年,法兰克福学派——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机构——在魏玛德国成立。它的创立者有格奥尔格·卢卡奇、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西奥多·阿多诺。这个学派是包括社会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在内的多学科共同努力的成果。

法兰克福学派的首要目标是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话语转变为文化术语。它将提供基于文化的革命政治理论的基础的思想,给不忠诚的无产阶级披上新的被压迫者群体的外衣。消灭宗教、道德。它还将在学者中建立一个选区,看谁能在关于新的压迫手段的研究和写作中筑造职业生涯。

朝着这个目标,马尔库塞——偏爱“多重变体欲望”者——通过囊括同性恋者、女同志和变性人扩展了葛兰西新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是卢卡奇激进性教育和文化恐怖主义策略的拼接。葛兰西的“长征”也被加入这个混合,然后所有这些被嫁接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心理调节技巧。最终产品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如今在西方国家以多元文化主义著称。

另外的思想火力也是必需的:一种将所要摧毁的东西病理化的理论。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利用西奥多·阿多诺的“权威人格”观点扩大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这个概念是以基督教、资本主义和传统家庭创造了一种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性格倾向的主张为前提的。这样,任何坚持美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制度的人就都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我们被告知要相信,由坚持传统价值观的父母养大的孩子将几乎肯定会变成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推而广之,如果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是美国传统文化的地方病,那么每个在上帝、家庭、爱国主义、拥有枪支,或自由市场的传统中长大的人都需要心理帮助。

阿多诺“权威人格”思想的流毒可以在得到公共资金的某些研究中清晰地发现:

2003年8月,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 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宣布了他们120万美元纳税人资助研究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它宣称传统主义者是精神障碍者。来自马里兰大学、加大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学者认定社会保守主义者……遭受了和精神疾病的相关指标一起的“心理固化”、“教条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

http://www.edwatch.org/ 《社会和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05年1月26日

这些命名的病症的奥威尔式(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阵容表明葛兰西的“长征”引领我们走了多远。

一个相应的魔鬼般设计理念是政治正确。这里的强烈建议就是为了不让某人被认为是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个人必须不仅是非审慎的而且必须怀有新的道德绝对性:多样性、选择、敏感性、性取向和宽容。政治正确是一种权谋心理“命令和控制”的策略,其目的是要求思想和言行的统一性。

批判理论则是另一种“命令和控制”心理策略。正如丹尼尔·J·弗林所说的,

批判理论,正如其名称所暗示,批评。解构主义对文学所做的,正是批判理论对社会所做的。

《智力低下》(Intellectual Morons),第15-16页

批判理论是通过恶性的批评以无情地反对基督徒、圣诞节、童子军、十诫、我们军队和所有其他方面的传统美国文化和社会的、正进行着的残酷攻击。

政治正确和批判理论本质上都是心理欺凌。他们是心理政治的攻城槌,法兰克福学派的门徒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用它来迫使美国人屈从左派的意志和方法。这些狡猾的策略其实只是格奥尔格·卢卡奇和拉夫连季·贝利亚的“文化恐怖主义”战术的心理版本。贝利亚说的,

服从是武力的结果……武力是人性化行为的对立面。它在人的头脑中与野蛮、无法无天、残暴和暴行如此同义,因此它只有当那些拥有武力的人同意时才展示对人民不人道的态度。

(《关于心理政治学的俄罗斯手册:服从》,拉夫连季·贝利亚,前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和斯大林的左右手)

双重思考“骑墙派”,或者以温和派、中间派以及里诺塞们闻名者忍受这些心理“服从”技巧。这些人——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害怕招致“服从教练”骂名的愤怒——已经选择脚踏两条船以免被发现藏有这种或那种意见而获罪。在来自服从教练的最微不足道的不满中,升起了代表投降的黄色旗帜,上面显眼地写着:

我什么都不信,但宽容一切。

文化决定论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文化决定论——身份政治和团结一致的根源。按其顺序,文化决定论出自于达尔文学说关于人只是无灵魂的动物,因而其身份是由例如他皮肤的颜色或他的性或性爱偏好决定的的思想。这种主张由于其坚决否认圣经中上帝的存在而拒绝人的精神、个性、自由意志和在道义上获知的良知(匹配以个人义务和责任)。

由此,并推而广之,它也拒绝列举于《独立宣言》里的关于我们自由的第一原则。这就是我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文化马克思主义必须拒绝这些,因为这些自由原则“是由我们的造物主赋予的”,祂以祂的形象造出了人。

文化决定论,在戴维·霍洛维茨说来就是,

身份政治——激进女权主义、酷儿革命和非洲中心论的政治——是学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智力法西斯主义以及,假如其中有任何政治的话,还是政治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

(《墨索里尼和新法西斯主义部落:从多元文化主义崛起》 戴维·霍洛维茨,1998年1月)

据说勇气是第一个美德,因为没有它,恐惧就将使人瘫痪,从而使人无法据其道德信念行动和说出真话。因此,造成一种令人瘫痪的恐惧、冷漠和服从——暴政的串联——的一般状况是心理政治的文化恐怖主义背后的目的,因为共产主义左派的革命日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隐藏在暗处。

解药就是勇气以及真理之光。如果我们想要赢得这场文化战争的胜利、拯救和重建美国,从而我们的孩子和他们孩子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家庭、机遇、自由市场和正派蓬勃发展的“山顶的光辉之城”(‘Shining City on the Hill’),我们就必须鼓起勇气无畏地揭露共产主义左派革命议程的真相。真理和说出它的勇气将使我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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