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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新書付梓誌喜

2009/12/20

傅青主的《霜紅龕集》七十年代我在英國學院圖書館裏粗粗翻讀過。編校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是八十年代了，想再看看找遍書肆找不到。今年中秋家鄉來的親戚說泉州家裏還存着一函舊線裝本，回去找出來郵寄給我。親戚這趟帶了傅青主一幅字給我欣賞，說是香港一個朋友隔海成交託他拿過來。條幅不大，寫一首詩，有點破損，字迹墨色倒很煥發，補一補裝個鏡框一定漂亮。傅青主是傅山，明清思想家，明亡後衣朱衣，居土穴，侍母至孝，康熙年間授中書舍人，托病托老辭歸。他博通經史諸子和佛道之學，兼工詩文書畫金石，也精醫學，自命異端，倡經子不分，打破儒家正統之見，開闢清代子學新路，駡宋人明人注經「只在注腳中討分曉」，譏笑他們是鑽故紙的蠹魚。

我迷余先生寫的陳寅恪迷了二十多年，屢讀不厭，霜紅龕那首五絕至今不忘：「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陳寅恪「感題其後」的七絕也記得：「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兩詩遙遙呼應，?聲泣血，發人悲思，苦了余先生還忍痛索隱，點出傅山此詩《望海》之題望的是鄭延平在台灣延續的朱明政權，陳寅恪反復沉吟，心緒縹緲，竟和傅青主「同入興亡煩惱夢」。文章付排期間，余先生來信告訴我說「一燈續日月」的「日月」固然是「明」朝的代號，字面上說，日與月與燈卻又是佛家故典。宋代永亨《搜采異聞錄》中有一則故事說：「王荊公在經義局，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首肯。」余先生判定傅青主的詩句必是驅使此一故實，萬一清廷找他麻煩，「他是有辭可遁的」。中國隱語詩字面字裏各寫一義，各有根據，陳寅恪晚年詩文都含這樣的顯隱兩義，經余先生探賾索解，處處撥雲見月，害我神魂顛倒，誤了霜紅龕的紅葉不忍再冷落寒柳堂的語燕，一邊細讀一邊從余先生的書中討分曉。

我和余先生交往幾十年，高興他的學問人品給了我無窮的啟迪，遺憾此生無緣當上他的弟子。十來歲的差距果然是十來年的雲泥，我這一代人舊籍涉獵太淺，西學也難博通，遠離校門以來儘管不敢一日不讀書，成績畢竟卑微得可笑，追求余先生那樣又博又約的大學問已然是奢望，每次得余先生和余太太的獎飭之語，真的很想鑽進地洞裏躲一躲。余先生常說他的學問既難望昔賢項背於萬一，就算「近世大儒如業師錢賓四以及王國維、陳寅恪諸公亦望塵莫及」，「此非謙語，乃實話也」。然則我鑽地洞之想也非謙語，更非實話，乃痛辭也！高下這樣分明，我和余先生有緣做朋友，靠的也許竟是彼此都抱着「舊文化人」的襟懷：他是身懷新學的舊文化人，我是心懷舊情的假舊派人。

余先生為白謙慎新編的《張充和詩書畫選》寫了一篇長序《從「遊於藝」到「心道合一」》，他說承命寫序，他既興奮又惶悚：「興奮，因為這無疑是中國現代藝術史上一件大事；惶悚，因為我實在不配寫序」。余英時說「不配」，那是很重的兩個字，望之不禁惶悚。偏巧牛津大學出版社最近託我去信懇請余先生讓他們出書，余先生選了十二篇文章編成一本新文集應命，還傳真囑我寫序，惶悚之餘，我連一絲興奮之情都沒有：我真的不配。余先生說他對中國詩書畫三種藝術的愛重雖然不在人後，卻從來沒有下過切實的功夫：「偶然寫詩，但屬於胡釘鉸派；偶然弄墨，則只能稱之為塗鴉。從專業觀點說，我絕對沒有為本書寫序的資格」。借用余先生這番話以自量，我對文史哲的愛重雖然不在人後，卻也從來沒有下過切實的功夫：天天讀書只為滿足貪慕虛榮之心，工餘寫作只為排遣亂世無聊之情；余先生一生講究專業精神，名山事業不但無一字無來歷，而且無一字無着落，我絕對沒有為他的書寫序的資格。叨在至交，余先生一定願意免我臉紅。

吳雨僧吳宓和陳寅恪也是至交，陳先生信任他，他也處處關心陳先生，很為老友寫的一些隱語詩擔憂，生怕讓人看穿詩中隱語惹禍，《吳宓日記》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於是留下這樣一筆：「錢詩如不引注原句，則讀者將謂此句為妄談政治」。「錢詩」指陳寅恪「天上素娥原有黨」一句所附的原註：「錢受之中秋夕翫月詩云：天上素娥亦有黨」。讀了余英時論陳寅恪提到了吳宓，我才發憤零星讀了吳雨僧的著作和日記，越讀越喜愛，掩卷一想，不禁暗自讚嘆余先生看書看得真細心，這道功夫今後我要多練。吳雨僧一定是個很有趣的學問家，沈從文一九四四年在昆明西南聯大寫給陳小瀅的信說，教師中最出色的應數吳宓，說他生平最崇拜賈寶玉，到處演講《紅樓夢》，聽眾滿座；還說學校隔壁有個飯館叫「瀟湘館」，吳宓看了生氣，以為侮辱了林黛玉，當真提出抗議，館子中人尊重這位教授，飯館棄掉「館」字改名「瀟湘」。陳小瀅是陳西瀅凌叔華的獨生女兒，我旅英時期認識，很豪邁，也很會說話。沈從文這封信又長又妙。

余先生當然比吳雨僧博大得多，早年用功讀章炳麟、梁啟超、胡適之、馮友蘭的著作，興趣都在先秦諸子；一九五○年入錢穆先生門牆問學，啟發更見深遠，寫過好幾篇亮堂的論文，八十年代我在中文大學圖書館找出一些拜讀了。客居美國著名學府數十年，余英時的研究視野泱然籠罩上層傳統經典和下層民間思想，致力剖析中國思想史的連貫觀景和斷裂痕迹，抱守華夏舊學根基不說，他始終不忘借鑑西方歷代各家的治學歷程與方向，乾坤從此浩蕩，筆底從此澎湃，指顧之間，中國思想史上春秋、漢晉、唐宋、明清的四大轉型的長卷煥然掀開，不僅驚醒海峽兩岸學術殿堂的寂寂長廊，連美國國會圖書館都授給他最高貴的學人桂冠。

八十年代中英兩國頻頻談判香港前途之際，余先生來信比較頻密，商議文稿事情之餘，常常要我告訴他香港的狀況，說他寄居香港多年，心情如佛經中鸚鵡以羽濡水救陀山大火，明知不濟，但「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那時候香港報刊論政文字熱鬧，有些很有名望的學人忘了自重，喜歡擺出向中共上條陳之姿態寫文章，許多朋友勸我邀請余先生寫些暮鼓晨鐘之作，余先生似乎只肯應酬一兩篇，有一封來信乾脆引用清初黃宗羲詩句提醒讀書人不必帶着舊時代上太平策之心情為文字：「不放河汾身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世態如彼，風骨如此，受了這一記當頭棒喝，我真的情願一輩子靜靜觀賞余英時那樣一彎清流而不聞不問那些齷齪之事。新編《中國文化史通釋》出版在望，謹以小品誌喜：為余先生喜，為讀書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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