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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西城：记《大成》雅集

2010/11/21 香港苹果日报

四十年前，我在父亲书房的书架上，看到了一本杂志，素白封面，嫣红刊名，配上淡淡数笔花鸟虫鱼，雅淡清逸，吐发著一缕书卷气，忍不住揭开阅读，这一读就读了二十五年。

这本杂志就是沈苇窗先生主编的《大人》（后来易名《大成》）。

《大人》月刊的老板是当年“大人”百货公司的老板杨抚生先生（他是粤剧名伶陈宝珠的家翁），当年为了拓展“大人”百货公司的业务，决定办一本杂志，以广宣传。

杨抚生本身喜欢骨董字画掌故，因此《大人》除了负有宣传业务的任务外，还肩负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目的。他找来熟悉中华文化的上海文坛名宿沈苇窗当总编辑，可谓深庆得人。

《大人》杂志走的是传记文学的道路，内容侧重民国名人事迹的介绍，旁及当年生活风貌的描述，对老一辈的人来说，聊资怀旧，于年青一代而言，足可当为历史重温，因而在当年，销路有一定的保证。

《大人》杂志办了四十二期（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至七三年十月十五日）后，因杨、沈两先生在编务和广告业务上出现了一些分歧，终致停刊。

沈苇窗为了不使传记文学落幕，自家筹资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重新出版同类型月刊，改名曰《大成》。

《大成》的编辑路线，跟《大人》了无异致，同样是以传记掌故为主、文化艺术为副，可能积聚了前头《大人》的编辑经验，《大成》无论在版面和内容上都远较《大人》悦目丰富，尤其是每期封面，统由大画家大千居士出手，寥寥数笔山水人物，已教读者爱不释手。至于作家阵容，那就更胜《大人》。那时的名家，屈指数来，就有陈存仁、陈蝶衣、范基平、陈定山和林熙诸先生。

我跟《大成》拉上关系，纯得自翁灵文世伯之力，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同在一个话剧团工作，翁灵文当主角，父亲负责布景设计，当时剧团的团长就是后来当了中共外交部长的乔冠华。

七三年秋，我从日本回来，求职不获，月无分文进账，翁伯伯就介绍我为《大成》写稿。我听了，吓了一大跳，《大成》名家如林，且都是饱学之士，我这个黄毛小子，肚子里倒吊无半滴墨水，缘何能列门墙呢！翁伯伯说“论文笔，你当然未能追得上那些老前辈，但你可以从日本书籍杂志，找一些有关中国传记掌故的资料，把它改写成中文，沈社长（朋友们都这样称呼沈苇窗）一定会乐意采用。”

一为兴趣，二为糊口，我从日本书籍上找到山口淑子（李香兰）的传记资料，动笔编译，写成了〈一代奇女子──李香兰〉，交由翁伯伯送呈沈苇窗达览。本不存任何奢望，一个星期后的星期天，翁伯伯邀我到九龙佐敦弥敦道上的“北京酒楼”午饭。

到埗后，房间里已聚拥了十多人，我一眼就认出了沈苇窗，他穿了一袭深灰西服，脖子上结了枣红领带，温文尔雅，举止潇洒。经翁伯伯作介绍后，他用上海话对我说：“沈先生！你那篇讲李香兰的文章我拜读过了，写得不错，我们下期刊出，以后希望你多多来稿支持！”

我听了，真是受宠若惊，当下竟然不知如何作答。

那天坐在我旁边的是陈存仁，他是名中医，远在民国时代，他已跟费子彬、朱鹤皋和丁济万并称沪上四大名医。大陆变色后，这四大名医同时来了香港，陈存仁医术湛深，被韩国一家大学授与医学博士学位，因此同寅都叫他“陈博士”。他雅好笔耕，诊症之余，尝在《星岛晚报》综合版撰写“津津有味谭”，教人养生修身之道，他应该是香港第一位医师在报章上向人们灌输健康知识。

不过，陈博士令我深折的，并非是他的医学常识著作，而是他那两部震铄古今的巨著《银元时代生活史》（连载于《大人》杂志由第十四期至三十一期）和《抗战时代生活史》（连载于《大人》杂志第三十五期至《大成》杂志第九期），这两部传记作品忠实地记录了民国时代的种种社会情况，至今仍为研究民国历史者奉为圭臬。

《大成》杂志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有一个午间雅集，席设“北京酒楼”。

名为雅集，却非吟诗作对，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作家们碰头“吹吹牛皮”，大家天南地北地闲谈，话题不拘；二则是作家们最最期待的事──沈社长发稿费。

《大成》的稿费并不高，可它体现了沈苇窗的一番情谊，谁都知道沈社长并非巨富大贾，他办的是“一人”杂志，选稿、排校、送印刷，统由他一人经办，从不假手他人。办杂志，可是辛苦事儿，朋友们大多是帮闲性质，哪会苛求稿费的多少。

《大成》雅集有个明文规定，每人科款十元，不足者，由沈社长包底。每次集会，人数总有八九人，川菜矜贵，几乎每趟都要劳烦沈社长“大出血”。

《大成》作家群像中，陈存仁以外，最令我敬重的有两位，其一是陈蝶衣，他师承鸳鸯蝴蝶派，在上海已有藉藉名，南来香港，顺挚友作曲家姚敏之请，着手填词，一曲《情人的眼泪》，脍炙人口。“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有一回饭局，蝶老兴致来了，亲自向我哼了两句《情人的眼泪》歌词，满脸自得，神情怡然，看得出他老人家也深为这首歌词而骄傲。其二是高伯雨（林熙），高翁偶尔也会列席，他是雅集唯一一位广东作家，他的名作《听雨楼随笔》跟陈定山的《春申旧闻》是近代传记文学的瑰宝，在文坛里向有“南高北陈”之称。

我在《大成》最重要的工作，是编了一部《中日电影发展史》，稿由翁灵文伯伯审订，连续登了许多期……直至我七八年转业电视，这才终止。

回想起来，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沈社长一九九三年遽归道山，我并不知情，日昨拜读了蔡登山先生的杂文，这才知道故人已矣，谨以此文遥祝沈社长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