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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西城:记《大成》雅集

2010/11/21 香港苹果日报

四十年前,我在父亲书房的书架上,看到了一本杂志,素白封面,嫣红刊名,配上淡淡数笔花鸟虫鱼,雅淡清逸,吐发著一缕书卷气,忍不住揭开阅读,这一读就读了二十五年。

这本杂志就是沈苇窗先生主编的《大人》(后来易名《大成》)。

《大人》月刊的老板是当年“大人”百货公司的老板杨抚生先生(他是粤剧名伶陈宝珠的家翁),当年为了拓展“大人”百货公司的业务,决定办一本杂志,以广宣传。

杨抚生本身喜欢骨董字画掌故,因此《大人》除了负有宣传业务的任务外,还肩负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目的。他找来熟悉中华文化的上海文坛名宿沈苇窗当总编辑,可谓深庆得人。

《大人》杂志走的是传记文学的道路,内容侧重民国名人事迹的介绍,旁及当年生活风貌的描述,对老一辈的人来说,聊资怀旧,于年青一代而言,足可当为历史重温,因而在当年,销路有一定的保证。

《大人》杂志办了四十二期(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至七三年十月十五日)后,因杨、沈两先生在编务和广告业务上出现了一些分歧,终致停刊。

沈苇窗为了不使传记文学落幕,自家筹资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重新出版同类型月刊,改名曰《大成》。

《大成》的编辑路线,跟《大人》了无异致,同样是以传记掌故为主、文化艺术为副,可能积聚了前头《大人》的编辑经验,《大成》无论在版面和内容上都远较《大人》悦目丰富,尤其是每期封面,统由大画家大千居士出手,寥寥数笔山水人物,已教读者爱不释手。至于作家阵容,那就更胜《大人》。那时的名家,屈指数来,就有陈存仁、陈蝶衣、范基平、陈定山和林熙诸先生。

我跟《大成》拉上关系,纯得自翁灵文世伯之力,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同在一个话剧团工作,翁灵文当主角,父亲负责布景设计,当时剧团的团长就是后来当了中共外交部长的乔冠华。

七三年秋,我从日本回来,求职不获,月无分文进账,翁伯伯就介绍我为《大成》写稿。我听了,吓了一大跳,《大成》名家如林,且都是饱学之士,我这个黄毛小子,肚子里倒吊无半滴墨水,缘何能列门墙呢!翁伯伯说“论文笔,你当然未能追得上那些老前辈,但你可以从日本书籍杂志,找一些有关中国传记掌故的资料,把它改写成中文,沈社长(朋友们都这样称呼沈苇窗)一定会乐意采用。”

一为兴趣,二为糊口,我从日本书籍上找到山口淑子(李香兰)的传记资料,动笔编译,写成了〈一代奇女子──李香兰〉,交由翁伯伯送呈沈苇窗达览。本不存任何奢望,一个星期后的星期天,翁伯伯邀我到九龙佐敦弥敦道上的“北京酒楼”午饭。

到埗后,房间里已聚拥了十多人,我一眼就认出了沈苇窗,他穿了一袭深灰西服,脖子上结了枣红领带,温文尔雅,举止潇洒。经翁伯伯作介绍后,他用上海话对我说:“沈先生!你那篇讲李香兰的文章我拜读过了,写得不错,我们下期刊出,以后希望你多多来稿支持!”

我听了,真是受宠若惊,当下竟然不知如何作答。

那天坐在我旁边的是陈存仁,他是名中医,远在民国时代,他已跟费子彬、朱鹤皋和丁济万并称沪上四大名医。大陆变色后,这四大名医同时来了香港,陈存仁医术湛深,被韩国一家大学授与医学博士学位,因此同寅都叫他“陈博士”。他雅好笔耕,诊症之余,尝在《星岛晚报》综合版撰写“津津有味谭”,教人养生修身之道,他应该是香港第一位医师在报章上向人们灌输健康知识。

不过,陈博士令我深折的,并非是他的医学常识著作,而是他那两部震铄古今的巨著《银元时代生活史》(连载于《大人》杂志由第十四期至三十一期)和《抗战时代生活史》(连载于《大人》杂志第三十五期至《大成》杂志第九期),这两部传记作品忠实地记录了民国时代的种种社会情况,至今仍为研究民国历史者奉为圭臬。

《大成》杂志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有一个午间雅集,席设“北京酒楼”。

名为雅集,却非吟诗作对,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作家们碰头“吹吹牛皮”,大家天南地北地闲谈,话题不拘;二则是作家们最最期待的事──沈社长发稿费。

《大成》的稿费并不高,可它体现了沈苇窗的一番情谊,谁都知道沈社长并非巨富大贾,他办的是“一人”杂志,选稿、排校、送印刷,统由他一人经办,从不假手他人。办杂志,可是辛苦事儿,朋友们大多是帮闲性质,哪会苛求稿费的多少。

《大成》雅集有个明文规定,每人科款十元,不足者,由沈社长包底。每次集会,人数总有八九人,川菜矜贵,几乎每趟都要劳烦沈社长“大出血”。

《大成》作家群像中,陈存仁以外,最令我敬重的有两位,其一是陈蝶衣,他师承鸳鸯蝴蝶派,在上海已有藉藉名,南来香港,顺挚友作曲家姚敏之请,着手填词,一曲《情人的眼泪》,脍炙人口。“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有一回饭局,蝶老兴致来了,亲自向我哼了两句《情人的眼泪》歌词,满脸自得,神情怡然,看得出他老人家也深为这首歌词而骄傲。其二是高伯雨(林熙),高翁偶尔也会列席,他是雅集唯一一位广东作家,他的名作《听雨楼随笔》跟陈定山的《春申旧闻》是近代传记文学的瑰宝,在文坛里向有“南高北陈”之称。

我在《大成》最重要的工作,是编了一部《中日电影发展史》,稿由翁灵文伯伯审订,连续登了许多期……直至我七八年转业电视,这才终止。

回想起来,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沈社长一九九三年遽归道山,我并不知情,日昨拜读了蔡登山先生的杂文,这才知道故人已矣,谨以此文遥祝沈社长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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