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通州待了两天，肚子“饱”受“摧残”，当然，从心底里我还蛮爱这样被摧残的，虽然会有点过犹不及的感觉。先是在朋友家饕餮了极其丰盛的一餐自烹家乡菜，第二日中午又得拜访一位学长，午餐在通州郭林店，晚上腆着肚皮回到学校时，刚好赶上一帮酒肉兄弟的御马墩会餐。回到宿舍我就瘫床上了，体型像企鹅。

周六是早就相约好去朋友的居所聚餐的，随身带上了一本刚买的书——《厨房里的哲学家》。这是我的习惯之一，要到某个场合时，会随身带上一本可能与该场合气氛匹配的书。这次聚会与做菜吃饭有关，此书最为相宜。

我是在读日前所购林行止的随笔集《我读我在》时知道此书的。在一篇题为《食神沙华利》的文章里，林行止介绍了这本饮食圣经的作者——布里亚·萨瓦兰（林译沙华利）。恰好同一书摊上就有此书中译本，所以隔日我便特意去带回了一本。据封底文案介绍，罗兰·巴特也对此书情有独钟，专门写了《明室》等篇章分析此书，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锺书、徐志摩、林徽因等都提过到此书及其作者。

萨瓦兰（Jean-Anthelme Brillat-Savarin,1755—1826）其人经历也算颇不寻常，出身于显赫的律师世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年当过国会议长，后来在巴黎又当过法官，1792年二次革命后罢职回到家乡贝里（Belley）当过市长，再后流亡瑞士洛桑，转又移民美国依靠演奏小提琴谋生，是当时美国唯一职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1796年才被允许回到法国，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专心为世人奉献了这本美食之书。这本在他死前两个多月才出版的书却使他得以名传后世。

萨瓦兰一开始还下不了在其生前将书付印的决心，他在谈话中对朋友表示，“这本书是经过长时间辛苦努力和研究的成果，我害怕人们只看我书的标题就把它误认为是一本琐碎无聊的读物”。——事实上，我在书摊上初次看到此书时确实就是如作者所担心的那样以为的，若不是读到林行止一文，怎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一本名著。萨瓦兰对他的这本书是充满自信的，他在前言里描述了他为避免此书枯燥无味而做出的努力，如，介绍各种学问时只求点到为止，尽量在书中不时插入一些自己的鲜活经验，去掉了容易引起争议的案例，等等。所以，当他揣测读者可能会指责他的讲述风格过于海阔天空、喋喋不休，插入太多人情世故或自传时，他自信地表示，“当您看到我在人生后三十年沧桑岁月中一直保持成功时，保证您自己会回头看那些前面略掉的内容的。”我们知道，他引以为豪的最后成就正是穷其最后三十年之功留下的这本美食圣经。他甚至表示，宁可停笔不写作也不能让人们认为他的书是由“编著”而来。在前言的最后，他表达了强大的自信和自负，表态拒绝读者可能的对话，他说：

如果我在著作中用单数第一人称“我”来称呼自己的话，读者可能会认为我是与他们进行对话，从而可能会向我提出问题、与我争辩、甚至怀疑和嘲笑我。因此我披上了“我们”这一坚硬的铠甲，我变成了教授，让读者变成了哑巴。

本人是神的使者，读者宜洗耳恭听。

我想，这种表态不应使我们感到萨瓦兰的固执己见，而更是作者对自己这部最后心血因患得患失而起的一种保护心态，所以他才会对劝他尽快出版书稿的朋友说，“作者的道路有时平坦愉快，但也有时充满荆棘，这些困难还是留给我的继承人去应付吧。”“我的继承人！我的继承人！我听说死者的亡灵习惯于在生者的赞美声中得到慰藉，我想把这个福气留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

自然，这本书带是带着了，却是没在朋友家看的。除了专门的读书时间，很多时候带着的书都不会用上，带书只是为了满足一种心理上的需求，像是一种安全感，有了它，仿佛在任何场所便能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般，多年的与书相伴，似乎便多少养成了一种对书的信心和依赖。一书在手，天下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