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人生:鮑西婭

2010/12/19

是個學問家,老得整潔,灰色法蘭絨上裝,黑色燈芯絨襯衫配淺灰色開士米領帶,襯上花白的頭髮玳瑁框的老花眼鏡,演講廳裏幾百聽眾都傾倒,說是學院應該供養他供養到老死。老先生說科技文化給文學和文心洗了禮,人文遺產的守護人都背棄了傳統一心把人文思潮推向科技的汪洋大海。他說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都遠離了生活遠離了人生一頭鑽進方程式的遊戲規則,再也找不回想像找不回感覺找不回關愛。他說五、六十年代他離開英國到美國幾家大學講學,學生都愛聽他回顧治學歷程讀書心得生活體驗。老師和學生都在浩瀚的書海中找到樂趣找到情趣。他說學院容許創作家享有充裕的時光埋頭創作,寫得出好東西是福份,寫不出是你倒霉。他說美國的短篇小說向來簡潔生動,甚至美國人評論他的著述都比英國人犀利:英國人寫評論文章大半一心炫耀自己的本事忘了評論的對象。年輕人要天真熱誠,要充滿期待充滿企盼,他說可恨英國年輕人滿腦子譏諷滿腦子猜疑。哈代年紀大了告訴維琴妮亞·吳爾芙說寫詩是體力的考驗。他說寫散文寫小說其實都是:「那是英國天氣孕育出來的失落感,」他脫下眼鏡喝一口水,「美國作家好像沒有這一層顧慮:他們顧慮的是智力的考驗,難怪維廉·福克納說馬克吐溫是僱傭文人,在歐洲連四流作家都夠不上。」

  「那樣說,教授你還回英國幹嘛?」
  「我懷念老英國菜市場那股氣味。」
  「就為這些?」
  「還有老英國老夏天的花粉病。」
  「真那麼迷人?」
  「那是生活。」
  「能說清楚些嗎?」
  「活着的歡欣,活着的苦惱。」

彼得和瑪婭疾步躲進左邊山坡下的樹叢中怎麼叫都叫不回來。我和鮑西婭往右邊拐進一條長長的花徑鑽進她的小轎車開回城裏去。深秋,滿街是落葉滿街是怨懟,小轎車一閃而過,再賭氣也賭不贏機器刮起的疾風,一片片焦黃的絕望紛紛趴進路邊的荒草雜花堆裏。鮑西婭說講台上燈影下老教授顯得很老了。七十老幾快八十的人,跟二十世紀同齡,聽說四五十歲那時期多病,老以為活不了幾年了,六十五之後身心忽然頑強,宿疾消散,著述大旺,脾氣更犟,報上說那是壽徵。鮑西婭嫣然一笑,一頭濃濃的金髮是絲綢,映着秋陽最後的霞光瀲灔如水。她是教授的入室弟子也是教授的舊情人,我們在學院裏寫論文那三年是她最歡欣也是最苦惱的時光,每天午後在教授辦公室裏替他整理資料謄清文章剪貼引文,門永遠緊緊關着。晚上七點多鐘教授回家吃飯她還捨不得走,說是不多留兩三個小時做不完手頭工作。夏天還好,天黑得晚,九點多鐘走出學院街上暮色才慢慢濃起來。冬天不然,幽暗的街角幾個醉鬼看她標緻忍不住搖搖晃晃說些髒話毛手毛腳。「老頭倒好,回家享受老婆做的晚飯,」彼得說,「你寃不寃?下午陪他風花雪夜,晚上為他披星戴月,太不值了!」鮑西婭喝着咖啡一句話不說。

我沒有上過老教授的課。似乎是半退休了,不開課,只指導幾個研究生,也沒有學術著作了,那兩年出版過兩本書,一本寫法國十九世紀幾位作家,一本是散文集,都很暢銷,報刊上評價也高。他喜歡跟我聊清末民初老中國的舊事,說他一九三三年去過北平,說他在美國見過胡適,說他一度讀了許多寫中國的書,說他喜歡 Daniele Varè一九三五年用英文寫的那本《 The maker of Heavenly Trousers》:「瓦雷的父親是意大利人,母親是蘇格蘭人,」他說。「瓦雷在意大利外交部工作二十五年,派駐維也納、日內瓦、哥本哈根、盧森堡,老北京住得最久。」我借過那本書讀了一遍,許多年後買到一本初版,連書衣都完好如新。是寫北京的小說,獻給奧斯丁·張伯倫的夫人,書首瓦雷還寫了一段獻辭追憶他和張伯倫伉儷的交往,說張伯倫是「收集夕陽的人」。一九二五年比利時、意大利、法國、英國、波蘭、捷克六國跟德國簽訂《洛迦諾公約》,相互保證西歐和平,在瑞士南部城市洛迦諾簽署,代表英國的是這位保守黨黨魁張伯倫,簽完他還得了那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老教授樣子像藍血,其實出身清寒,跟艾略特一樣,年輕的時候當銀行職員,婚前獨自浪迹非洲、亞洲,三十幾歲才發憤讀書,沒拿過博士學位,先寫短篇寫散文出了大名,妻子賢淑,兒女平凡,名利福份都讓他一個人消受。都說教授不該去沾惹鮑西婭,我看是鮑西婭崇敬他愛戀他惹他意亂情迷。「太聰明的女孩子,」酒館裏有一天他告訴我說。「 Portia,《威尼斯商人》的女主人公,扮成律師巧斷一磅肉公案,你說厲不厲害?」我不便接茬。他也不再往下說。忽然,教授全退了,搬出學院辦公室。忽然,教授進醫院了。我去探望他,他說跟鮑西婭去了三天愛丁堡,回程火車一到倫敦車站救護車直接送他入院。談不到六句話夫人來了。幾分鐘後鮑西婭也來了。我放下一束花匆匆告辭。「出了院討你多給一瓶紹興酒!」教授擠了擠眼睛對我說。我說給兩瓶。

鮑西婭的小轎車開到城裏六點多了。我們在一家意大利餐館吃晚飯。她說聽完教授演講她心裏踏實多了:「太久沒看到他了,真惦念,」她草草整了整髻釵。「果然老了,我也長大了,最後一次到山鄉去看他,我們在鄉鎮火車站喝完茶走上月台等火車,他忽然摟着我說:小姑娘,再見了,在我的葬禮上見。我心疼得要死!」我想起瓦雷那本小說,一個長住老北京的意大利單身漢收留一個孤苦的意大利小姑娘,照顧她飲食看着她長大最後娶了她做老婆。小姑娘叫 Renata,大家都習慣了叫她姑娘,小說裏於是也叫 Kuniang。小說裏的「我」是那個單身漢,從頭到尾不提名字:”It was kuniang’s idea that I should write this book”,他說。「教授也叫我好好寫一本書,」鮑西婭纖秀的手指輕輕㨪了㨪紅酒杯子,燭影下長長的睫毛像兩幅薄紗簾子。「我想我這輩子寫不出他要我寫的書了。」她說她會離開英國,哈佛收她寫博士論文,明年早春動身。一瞬間,鮑西婭海藍的眼裏蕩着幾層浪花,她擎起酒杯要我乾了,笑靨一瞬間又把浪花撫成漣漪。吃完飯我陪她散步,我們在切爾西幽靜的幾條橫巷裏繞了兩遍。「快樂真的那麼難求嗎?」她撿起路邊一片落葉。我知道她不是在問我。我也知道我根本答不出來。輕輕摟了她一下我目送她鑽進小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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